在上一講裡我們看到，7世紀末以前已經是極度衰落的世俗研究，由于本笃會修士受到愛爾蘭僧侶的榜樣作用和相互競争的刺激，是如何開始止跌上揚的。
但是，教育發展的這些早期階段不管有多麼切實，也仿佛都是無聲無息地發生着，因為它是無意識的。
它就像一次緩慢的入侵，雖然永不停息，卻也是步步為營，而每進一步，也不會随之更清晰地看出最初生發的确切起點。
教學活動依然留有種種的原初痕迹，僧侶們身上便帶着這些痕迹，這樣的教學傳播的領域越來越大，但卻不曾擁有或者是确立一個主要的中心，可以以它為源地而發展壯大。
修會所掌握的思想力量散布到歐洲的四面八方，但卻從沒有集中到一個或幾個特定的地點，如果那樣的話，它們原本可以達成彼此之間的聯系，從而取得相互的支撐。
我們在教育史上第一次看到的這類集中，是和查理大帝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
加洛林帝國有時被說成是天縱英才的個人成就。
從某種程度上說，查理大帝完全是通過自己個人意志的力量而白手起家，開創這個帝國的。
但是在我看來，這樣一種說法既沒有把握住它的重大意義，也沒有能夠看到它的深遠影響。
原本這樁事件在後來整個曆史上造成了極其廣泛的影響，卻被這種說法化減成有幸出現了一個特殊的人物。
此外，如果設想歐洲國家能夠隻憑一個人的感染力就這樣橫空出現，等于是在曆史說明中假定有奇迹存在。
如此龐大的一個社會，除非是回應了某些特定的社會學事實，否則永遠不可能形成，永遠不可能形成後還能延續良久。
事實上，它最深的根源不是别的，正是當時歐洲的狀況，它就是這種狀況的産物；如果我們想要把握此後發生的一切，這是至關重要的事實。
對于歐洲的各個民族，我們不一定要以它們今天的面目為标準來判斷當時的面目。
換句話說，我們不能認為它們都具有一些構築有力、分化明顯的集體特征，都對自身的存在有着敏銳的意識，像一個個人一樣清楚地相互分辨甚至是相互沖突。
這是因為，數百年來，歐洲都更像是一個變幻不停的萬花筒，各個時期的面貌都很不一樣。
不同的民族相繼組成極其多樣的組合，幾乎不用費什麼力氣，就可以從一個國家的控制轉到另一個國家的控制，從一群人的支配轉到另一群人的支配。
在這樣一些狀況下，又如何能指望這些民族維持某種同質性的特征呢?在勢不可當的一次次入侵之後，必然伴随着一團混戰，而這些民族也必然在這混戰中，在接二連三的沖撞中，喪失自己的大部分特性。
那些原本将他們分割開來的邊界，在征服者的鐵蹄之下，也多多少少地被抹除了。
另一方面，所有這些民族盡管自身都缺乏穩定性和持久性，但是随着基督教的發展，也都逐漸成為一個大得多的社會的組成要素。
這個社會把他們統統包容進來，并且擁有他們所缺乏的這種穩定性與道德一體性，至少是逐漸獲得了這些性質。
這個社會就是教會。
基督教越來越成為獨一無二的文明，所有這些缺乏屬于自身的文明的社會，都開始到基督教這裡取得相互之間的溝通。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歐洲在道德上比今天還要統一，因為可以說當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文明堪與那個歐洲所有民族共同擁有的文明相抗衡。
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在歐洲的道德形态和思想形态上，隐修制度才會發揮那麼重大的作用。
實際上，僧侶不屬于任何一個具體的國家，不屬于任何一個具體的社會，而屬于基督教世界這個龐大的社會。
是這個社會使僧侶具有了高度的流動性，在各個國家之間行遊，像一個真正的遊牧者，從歐洲的這頭跑到那頭。
他走到哪裡，哪裡就成了他的祖國。
就這樣，他成了整個歐洲的老師。
既然歐洲的教育是跨國的，難道會沒有一種頗為實質性的歐洲世界主義嗎?
不過在這裡，我們也需要有所保留：歐洲社會還是某種潛在的東西，還缺乏自我意識，因為它缺乏組織。
基督教世界裡的所有民族都不曾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屬于一個單一的整體，也不曾創造出某種特别的機構去表達這種感受。
當然，有一個羅馬教廷，但是它缺乏必要的物質力量，足以把一個幅員遼闊的政治聚結轉變成真正的政治社會。
在這種時候，是查理大帝為基督教世界提供了後者所缺乏的這種中央機構。
在他那裡，經他之手，歐洲的基督教世界才成為一個國家。
這種基督教世界統一體的觀念此前一直處在半知半覺的昏暗之中，而今從他那裡得到了實質，成為一種曆史現實。
這就是他的成就。
他并不是通過某種魔術把戲憑空創造出這個統一體來的。
正相反，他隻是把它表達出來，組織起來。
但組織這件事情本身是一個事關其他方面的創新，尤其是在精神生活方面。
事實上，生命體組織得越好，就越是會産生自我意識。
一種動物要是缺乏中樞神經系統，那麼對于稍稍遠離自己軀體的範圍内所發生的事情，就隻能含含糊糊地意識到。
而人類或高等動物就完全不同了，它們有中樞神經系統，對于它們當中發生的任何一點稍稍有些影響的事态，都能夠随時保持警覺。
這一點也适用于社會。
如果一個社會擁有某種中央機構，自己的整個生活，無論是内在的方面還是外在的方面，都在其中達到頂點，那麼，這個社會就能夠更好地了解自己。
它就能夠更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正在經曆的事情，正在影響自己的事情，正在承受的磨難，是什麼造成了這種磨難，以及自己正在奮力赢取的需求。
我們已經看到，基督教本質上就需要有教育；沒有教育它無法維持下去。
聖本尼狄克的僧侶們當時所做的，正是力求以自己的教學來滿足這種含糊的需要，不管這些教學是多麼的粗陋。
而在代表基督教世界的查理大帝身上，這種需要已經浮到了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