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要更加迅速地把握到神聖的意涵,單憑潛心經文文法的理解是不行的。
&rdquo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對聖經的一種神秘理解,聖經被看作一部充滿奧秘教義的書。
根據卡辛(Cassin)的說法,這種神秘的意涵隻會向已經通過苦行實踐達到至為澄明之境界的聖徒揭示。
而阿爾昆和查理大帝對這一點的理解則更加具有理性主義的色彩。
在他們看來,要想理解這些充滿寓意的奧秘,隻需要通過學術的訓練,使自己的頭腦得到鍛煉,變得越來越敏銳。
不過,這種訓練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查理大帝用來證明自己建議合理性的這兩點理由,還會導出第三點根據,本質上更帶有政治的色彩,既包含了前兩點,也概括了前兩點。
就其根本而言,最重要的是在民衆的眼裡,神職人員應該享有一種特殊的聲望以維護權威。
因為隻有這樣,才能維護信仰,進而維護教會與帝國的統一。
所以,要想讓民衆信任他們的神職人員,就不能光靠教士們在自己内心深處獨享隐秘的虔誠之情。
他們必須在智識上高出歸他牧領的教衆,教衆也必須感受到這種權威。
&ldquo我們期望,您作為教會的合格戰士,内心受虔敬之情驅使,外表以學者面目示人&hellip&hellip言辭善辯,以便使任何渴慕上帝、追尋神人交流而欲親睹您之面目的人士,都可以通過您的外表而獲得啟迪,通過您的學識而獲得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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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在接連頒布的法規中,加洛林王朝反複重申這些呼籲。
作為回應,在主教座堂、大小修道院、隐修院附近,都辦起了許多新學校。
不少傑出的教師從意大利和愛爾蘭趕來,期望能夠在這些學校中提供比往常更廣泛的教育。
主教們也積極貫徹了當時的政策,在基層堂區教會的資助下,在各地普遍創辦了比較初級的學校,在那裡可以進行基礎教育。
今天,我們還能讀到當時奧爾良主教狄奧多爾夫注34的一封信,他敦促各個市鎮和村莊裡的神甫們免費為自己堂區内的教民子弟提供教導。
一整套學術等級體系就這樣建立起來了,包括三個梯次。
底層是堂區學校,教授最基礎的東西;主教座堂學校和大修道院學校居中;最後,頂層是專為精英階層預備的模範學校,也就是宮廷學校。
作為這所學校的督學,阿爾昆在這個職位上就好像某種特設主管,負責監管這種尚處幼年、剛剛起步的公共教育。
這種組織不僅比此前的組織更加複雜、更具學識,而且還具有更加顯著的世俗成分,從而顯得十分特别。
當然,掌管教育的還是神職人員,注35但從思想上為教育提供動力的卻是一位在俗人士,是塵世的權力促成了這場教育的更新。
因此,對塵世的種種關注也在教育中找到了從來不曾擁有過的一席之地。
可以相當肯定地講,對查理大帝來說,信仰的種種關注與國家的種種關注是很難分得清楚的。
不過,同樣可以肯定的是,最終是國家的關注成為其他一切均應從屬的目标。
教學的内容不再隻是限于宗教的實踐活動所不可或缺的東西:教學者關心的主要是将會有助于帝國基業的東西。
正因為這一點,查理大帝才會僅僅出于促進與東方關系的考慮,就想到要安排教授希臘語。
甚至連宮廷學校的組成方式都脫不開這種立場的影響。
它的學生中不僅有年輕人,還包括成年人;而在這些成年人中不僅有神職人員,還包括廷臣。
這些久經世事的人是不會滿足于一種純粹教會味道的教育的。
有一樣事情足以無可置疑地告訴我們,這種環境的性質對裡面提供的教育産生了多麼大的影響。
終于有一天,阿爾昆退出了查理大帝的宮廷,回到圖爾修道院。
注36就教育方面的立場而言,他不久便成了一個我們今天所謂的極端保守派。
從前的開明精神在他身上消失了。
他的學生幾乎完全禁止閱讀異教作者的讀物。
最後,在那種主教座堂學校裡發生了另一場重大變化。
此前一個時期,主教座堂學校被修道院學校的光彩蓋過,如今,從查理大帝的時代開始,它逐步占了上風。
比起隐修院和修道院來,主教座堂及其神職人員與外界的關系要密切得多。
他們更多地接觸到世俗的關注,更多地接觸到世俗的情境。
我們很快便再有機會來探讨這一點,因為大學就是從主教座堂學校這裡演化而來的。
至此,我們已經考察了這種新的教育體系包括哪些部分,又是如何确立起來的。
現在,我們不妨再來看看,在這種體系裡傳授的教育内容是什麼。
且讓我們從容器轉向内容,從器官轉向其功能。
我們不得不避而不談堂區學校,因為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我們都幾乎對此一無所知。
這樣,我們才能更集中地來談主教座堂學校,尤其是作為其典範的宮廷學校。
因為隻有這些學校與我們力圖回溯其曆史的中等教育有所關聯。
我們對宮廷學校了解得挺多,因為阿爾昆總結其教育理論的著作一直留存至今。
注37由于主教座堂學校隻不過是照搬了宮廷學校中實施的各種細節,因此我們也就等于是在描述當時的整個教育體系。
這種教育的首要特征,就在于它是百科全書式的,或者說它力求成為百科全書式的。
它的目标不在于以特定數量的知識門類教育學生,而是要以人類學識的總體教育學生。
一旦教會的地位穩固下來(也就是從6世紀初開始),我們就看到出現了一批特殊的著作家,他們都為自己設下了這樣一項任務:将古代學問的一切成果搜集在一起,歸入某種彙編,濃縮成盡可能精練的一卷。
早在波伊提烏(公元525年去世)注38那裡,就已經有了這樣的嘗試。
但波伊提烏首先是一位辯證法學者,所以他的影響要充分發揮出來,得一直等到辯證法研究蔚為興盛的時候,也就是經院哲學時期。
隻有到了那個時期,波伊提烏的聲名才傳播開來,主要是借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