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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 大學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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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幾講中,我們已經看到,歐洲各個社會最早确立的教育體系是由什麼構成的。

    這種教育體系無可置疑的獨特之處,就是那種極度的形式主義。

    盡管在理論上它力求成為百科全書式的,但當實際應用到學術生活中時,卻幾乎隻是包括了屈指可數的幾門全盤形式化的學科,這些學科所探讨的就是思維及其表達的一般形式:文法、修辭和辯證法。

    實際上,在這些學科裡,人們認為地位最重要、從而也最關注的那一門,就是最具形式性的一門,這門學科所研究的是思維最外在化的形式,這樣的主題是最遠離具體事物的。

    這就是我所說的文法。

    正因如此,我們可以為從9世紀延續到11世紀的加洛林時期取個别名,稱之為文法時期。

    不過與此同時,我們也已經指出,不管這種教育自然會顯得多麼地貧乏和欠缺,也還是孕育了一些頗具生長力的種子。

    它的目标不是要多少借助死記硬背的辦法,為初學者講授語言的傳統規則。

    相反,它關注的是以一種合理的方式協調這些規則,給出說明,揭示它們與思維法則之間存在的關聯。

    照這樣理解,文法似乎能夠孕育出邏輯。

    實際上,人們毫不懷疑,文法的教授方式完全有能力成為邏輯研究的一種預備研究。

    如果單就其本身來考慮,詞語及多個詞語的組合隻是空洞的、無生命的、純形式的對象,因此,一旦人們把它們看作是通過外在化的形式來傳達思想的生活,它們就會重新獲得活力,讓人迷戀不已。

    從這個角度來看,文法時期也就是一段序曲,揭示了随之興起的時期,即經院哲學時期,我們完全可以把這一時期概括為邏輯時期。

     這兩段時期之間這種連續性的證據的得出,這一整套文法教育的方向的來源,滲透着邏輯生命力的現實的明證,都不僅僅在于我已經指出的一件事實,即經院哲學的重大問題,也就是占據了整個中世紀的那個問題(有關共相的問題),所有這些在阿爾昆的著作中都已經有了非常多的明确體現;而且,還在于另一件事實,就是在他的直接繼承者的作品中,可以發現從形式的角度提出了這個問題。

    追随阿爾昆的腳步,他的學生莫魯斯考察了屬的性質。

    這些屬是實在,還是人的思維的構造?他自問道,既然&ldquoens&rdquo這個詞被用來指稱一切存在物,那麼是不是能夠進一步推出,這個單稱實詞是某種唯一實體的名稱,而在這種唯一實體自身當中包含了所有具體存在物?莫魯斯之後,就是埃裡金納。

    注58這位非凡的天才,早在9世紀就已經寫了極其深刻的著作,甚至連後來經院哲學時期的傑出思想家們都未能超越他。

    莫魯斯還有其他幾位繼承者,一位是埃裡克(Heiric),宣揚一種徹頭徹尾的唯名論;另一位是歐塞爾的雷米吉烏斯,信奉的卻是極端的唯實論。

    當然,唯實論和唯名論這兩個詞當時還未見使用,這兩派思想也沒有像後來那樣,在公開的競争中确立自身。

    但是不管怎麼說,自此之後,争論揭開了序幕,問題也被提了出來;所有這一切都表明,這種文法教育絕不能說沒有成為具有巨大潛力的思想上的刺激因素。

     但是,即便說從那時起,确實有那麼幾個我已經提到過名姓的思想家,把自己的思想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可以去沉思經院哲學的重大問題,即便說他們直覺地預見到邏輯将在學校當中發揮相當重要的作用,他們也并沒有成功地使邏輯成為教育的基石。

    也許,在這些努力中,的确有一些努力富于魅力,也很有力,尤其是埃裡金納,但無論如何,它們依然是一些個人的事業,缺乏相互聯系和前後呼應,不能在精神生活和學術生活中創造出一種複興的氣象。

    教育的素材和方法幾乎依然如故,唯一的例外是辯證法多少獲得了些重要性,具體還得看教師本人的性情如何。

    事實上,教育如果不是這樣,又能如何?在查理大帝統治下建立起來的這套課程體系,如果沒有受到任何刺激得以發展和變化,如果沒有遭到任何外在于自身的緻命指責,從而把諸如此類的轉型推上軌道,那麼,單靠它自身,是不會自動産生發展和變化的。

    而現在,一旦查理大帝退出了曆史舞台,教育也就進入了一個漸趨衰敗的時期;始作俑者查理大帝曾經以強有力的方式,将歐洲所有的思想力量集中起來,這樣的日子已經不複存在了。

    從此,精神生活隻能逐步走向衰落,事實上也确實如此。

    因此,要想讓它重振活力,要想讓它達到必要的強度,也就必須有一種強有力的新思維開始發動公共理智,必須出現一些新的情勢,能以某種方式使歐洲在思想上升溫,以便使那些未來的種子成熟、開花,那些種子在加洛林時期的教育階段已經入土,但要是沒有任何新的東西出現在舞台上,就會始終在一定程度上不得破土而出。

     而這些巨大的變化就發生在11世紀。

    所有曆史學家都一緻認為,在這個時期,歐洲各民族都出現了真正的思想歡騰。

    此時發生的是第二次複興運動,比第一次要深刻得多,其重要性也絕不比日後在16世紀發生的那場複興運動遜色。

    一旦千年紀元安然度過,整個歐洲都仿佛迸發出一股新鮮的靈氣。

    當然,我們也必須清楚地意識到,這就像人們不時所做的那樣,在安然度過據說是緻命的時刻之後,會體驗到一種歡快,而今就是讓一切都沐浴在這種歡快之下。

    如果說在那個時候,基督教世界各民族在希望與信心中重獲新生,那不僅僅是因為某種誤入歧途的蒙昧迷信已經消散,也因為這些民族的生活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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