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被徹底摧毀了。
除非事先經過宗座授權，否則禁止他将整個法團開除教籍。
我們無須追蹤這個漸進解放過程的每一個階段。
但比這一事實本身更有意思的，是它獲得解放的方式：教廷與教授團體之間，無論在物質上還是道德上都相隔遙遠，卻結成了離奇的結盟。
在此我們所看到的現象值得做一番說明，因為造成這種現象的是一些非常深層的原因，來源于處在創建過程中的巴黎大學的基本特征之一。
巴黎的教師們之所以會轉向教皇，促使教皇成為這些教師的保護人，肯定不是因為偶然的意外，也肯定不是一時興起。
相反，這兩股道德力量之間的關系是必然要建立起來的。
我們已經看到，歸根結底，這是因為整體而言，中世紀的學校都具有一種跨國的特點，巴黎學校這個方面尤為突出。
巴黎學校不屬于任何一個具體的民族，而是屬于整個基督教世界。
老師和學生來自各地，不分民族，共同組成了這所學校。
不僅如此，在13世紀早期，在巴黎授予的學位被視為在歐洲所有國家均屬有效。
在巴黎獲得執教權不僅可以延用于整個法國，從根本上說，人們可以憑借它享有在任何地方執教的權利（通用執教權，&ldquojus/licentiaubiquedocendi&rdquo）。
在巴黎大學拿到的博士學位被視為從整個教會拿到的博士學位，也就是&ldquodoctoruniversalisecclesique&rdquo。
因此，它可以說是某種世界主義的自然後果，我們已經注意到，這種世界主義正是中世紀社會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
再沒有什麼别的領域，會比精神生活和學術生活更明顯地體現出世界主義了。
巴黎不僅被看作是法蘭西王國的精神首都，而且被看作是整個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首都。
按照中世紀一位作者的說法，&ldquo神職&rdquo、&ldquo帝國&rdquo和&ldquo學術&rdquo（Sacerdotium，imperium，studium），這是基督教世界的三根支柱。
神職的基地在羅馬；世俗權力（帝國）在皇帝手上；注85而學術則以巴黎為中心。
在這些情況下，我們正在考察的處于形成之中的巴黎大學，自然就會表現為這樣一個機構，它不屬于哪一個特定的社會，而是屬于整個基督教共同體。
因此，它自然應當與支配基督教世界的至高力量（也就是羅馬教廷）結為同盟。
隻有教廷才足以高屋建瓴，把握事物之間的相對價值，它看待其中任何一件事物的眼光，都不至于讓哪一所教堂的全體教士或哪一個主教所有的那些地區利益和個人利益，蓋過了巴黎大學所代表的一般利益和普遍利益。
正因如此，巴黎大學才會将它還處在萌芽狀态的組織置于宗座的庇護之下，而宗座也才會将其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
這兩大道德力量就這樣通過密切的關系拴在了一起，而這種關系是如此地切合它們的性質，以至中世紀開始後不久，從中世紀中期以後，人們就接受了這樣一條原則，也就是說隻有教皇真正有資格創辦一所整全的學校（studiumgenerale），并且有權授予通用執教權。
唯一能夠同樣宣稱擁有這種權利，并且也在一定範圍内行使這種權利的力量，便是皇帝的力量。
即使說皇帝宣稱對此項特權享有同等的權利，那也是因為他同樣自視為基督教世界的首領，是這個世界的世俗首領。
就這樣，我們不斷回到同一個觀念：像巴黎大學那樣的學校是基督教世界所共有的。
不管怎麼說，由帝王法令促成的大學在數量上要遠遠少于由教皇诏書促成的大學。
巴黎大學誕生時所具有的這一特征之所以值得我們關注，不僅是因為它有助于我們了解，在那個相隔久遠的時期究竟是什麼構成了大學，而且也因為它有助于我們了解，大學的典範形式是什麼，乃至今天的大學應該是什麼。
事實上，似乎很難想象，一種制度能夠在它的曆史進程中，完全去除自身形成之初如此徹底地包含的那一點内在特征。
這難道不是要我們說，在它的發展進程中，這種制度已經完全改變了它的性質，已經變成完全不同的一種實體，它與以前的自己所具有的唯一共同之處隻是它的名稱，所以這個名稱或标簽具有誤導性，因為它涵蓋了兩組完全不同的現象？如果說大學起初還隻是一個機構，在這個機構裡，制度性的學術生活在跨國的基礎上取得了繁榮，那麼我們也完全可以說，甚至在今天，如果不背叛它自身的根本屬性，它也不可能養成狹隘的民族性。
其實，歐洲各大學幾乎都保留有這種古老的國際主義的痕迹。
事實上，過去20年間，在我們自己的大學的複興中，就有一種努力，要向外界開放自己，要吸引外國的學生和教師，要大力拓展機會，從不同于我們自己的概念視角去看世界，同時努力将它們的影響力擴散到國界之外。
總而言之，一步步努力成為一種國際文明的中心。
難道我們不曾看到過這些嗎？現代大學對于現代歐洲，必然就像中世紀大學對于基督教歐洲一樣。
它們是開展科學研究的中心，這種研究的形式與民族性的偶然因素幾乎沒有什麼關聯，因此，也遠比基督教世界的精神生活曾經有過的那種普遍性更為普遍，難道不是這樣嗎？
歸納來說，我們在這一講裡已經看到，從12世紀中葉開始，教師法團是怎樣聚集在城島上形成的，是哪些力量塑造并助長了這種法團。
至于教師法團的内部組織怎樣，巴黎大學的結構又如何，還有待我們進一步考察，然後才能去考察巴黎大學的課程是怎樣安排的，都包括哪些内容；換句話說，在我們考察頭腦之前，必須先考察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