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課程體系為典型特征。
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大學也有一種天然的、自發的傾向要獲得這種特征。
如果它們确實發現自己隻包括了一門學問分支，它們就會本能地努力要變得更為全面。
有一位曆史學家就認識到了這一點，他的著作堪稱最出色地揭示了狹義上的&ldquouniversltas&rdquo這個詞。
他說：&ldquo薩維尼注94認為，中世紀的一所大學，其主要任務并不是要涵括人的學問的總體。
但這樣的學說隻能導向謬誤。
盡管不能把這種百科全書性質看作是大學的本質，但它卻是一種絕對值得向往的目标。
&rdquo早在1224年，腓特烈二世注95就曾希望，在他于那不勒斯創建的&ldquostudiumgenerale&rdquo（廣學院）中，能有來自人類知識所有領域的代表（doctoresetmagistriinqualibetfacultate）。
而在創立大學的許多敕令和教皇诏書中，我們也無一例外地讀到同樣的語句，聲明由此授予的種種特權均須所有院系一概适用（inquavislicetfacultate）。
大學并沒有在明确的界限内畫地為牢，正相反，它受到了鼓勵，把眼光盡量放得更遠。
所以，自此之後，就有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情感，覺得如果大學不包含人的學問的多種分支甚至是所有分支，那麼，它将永遠不會完成它真正的使命，永遠不會實現它真正的特性。
它固然隻是一種很少能夠實現的理念，但也是大學努力追求、也被期望去追求的理念。
如果我們希望準确地理解大學的形成和發展，就絕不能忽略這一點。
除了促成它的種種外部因素，不管這些偶然因素對它産生了怎樣的影響&mdash&mdash正如它們确實對大學的組織産生了影響&mdash&mdash也還有某種内部迹象，如果沒有這種内部迹象，那麼，從教育的角度來看，這些外部因素就多少還不會産生效果。
這是用一種基督教社會典型的自成一類的觀念來看待教育和教學，這種觀念在時間上早于教師法團所執行的功能，但也在這種功能中找到了一種手段，能夠以所能想到的最富有活力的方式實現自己。
說明了确定大學形成的種種因素，我們現在必須來更貼近地看看，大學法團究竟是什麼。
我們首先得問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已經有了激烈的争論，我們也無法不予置評，因為如果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同，對大學本身的看法也會相當不同。
大學是一個世俗的團體，還是教會的團體？17世紀的法學家們對此多有争論，因為它觸及了法律事務，但也具有道德和曆史方面的意涵。
有一種觀念認為，巴黎大學應該是一個純粹的教會團體。
但巴黎大學具體的形成方式本身幾乎不能支持這種看法。
實際上，它是在宗教勢力範圍之外形成的。
隻有當學校開始建造在教堂轄地之外時，巴黎大學才有可能形成。
它從創建伊始，就發現在修士（包括在俗修士和修院修士）中存在兩股不可調和的敵對勢力。
一開始針對主事發生了漫長的鬥争，至少到最後取得了圓滿成功。
稍後，在1250年左右，又發生了另一場鬥争，這次持續的時間不那麼長，不過其結局也不那麼圓滿。
這次鬥争的對象是兩大隐修院修會，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
注96它們表面上聲稱有權不受巴黎大學規章和慣例的約束，其實是暗中試圖壟斷神學教學。
羅馬教廷這次對這兩個有勢力的修會所表現出來的态度，要比此前對主教權威的态度更為縱容。
教廷站到了修會弟兄一邊，巴黎大學隻好在幾個方面做出妥協。
這場鬥争的結果是，巴黎大學不僅繼續厭惡修院修士&mdash&mdash不管怎麼說這是一種以前就有的态度，而且還對它昔日的盟友宗座産生了某種不信任，後者在這場鬥争中倒向了敵方。
注97日後始終作為巴黎大學神學标志的高盧主義，注98我們可以一直将它的起源追溯到這個時刻。
巴黎大學的思想傾向根本上不是教士型的，不僅如此，甚至多少還容納了一大批教外人士，具體數目還難以确定。
除了神學，教外人士可以教授任何科目。
而神學在整個大學裡所占的分量非常之小，曾經一度隻有八位神學教師。
更有甚者，至少有一門學問分支，不允許任何教士涉足，不管是在俗教士還是修院教士。
另有兩門分支（其中一門是整個大學裡地位最重要的）不允許修院修士涉足，就是法律和藝學。
教師們在發願時，必須起誓不讓任何宗教性的成分介入任何考試（Nullumreligiosumcujuscumquefueritprofessionisrecipietisinaliquaexaminatione）。
另一方面，盡管巴黎大學與教會相互對立，卻是從後者中演變出來的。
歸根結底，它來自于某種從聖母院開始的大規模外撤。
盡管它建造在教堂之外，但在很長時間裡還依然處在後者的陰影之下。
隻是到了很久以後，它才有足夠的勇氣離開原址，越過河橋，在塞納河左岸重新安家。
因此，它不可能不繼續在骨子裡滲透着此前一直主宰整個學術界的那種精神。
甚至是針對《聖母院教規》（theCanonofNotre-Dame）的鬥争，即便最終将教師們從他們最直接的宗教束縛中解放出來，但要是換一個角度來看，也使得他們依賴于宗座。
這是因為，他們求助于羅馬教廷的權威，也等于是默認了它的領導；而仰賴教皇力量來保護自己，這本身也就使他們聽命于前者。
當然，他們發現自己通過這種方式所依賴的力量相當遙遠，臣服的狀态也不那麼嚴格，他們還是有着比較大的自由。
但是，他們卻成了整個教會下的一個機構，在這一點上與隐修院修會不相上下，雖說是出于不同的原因，通過不同的方式。
教師們和學生一樣，有着共同的既得利益：不想徹底斷絕那把他們和教會維系在一起的種種紐帶。
這是因為，教會以及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