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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講 藝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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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特學院(collèged&rsquoHarcourt),它固然早在1280年就已開始籌措,但直到1311年才真正開辦。

    納瓦爾學院和哈考特學院可以看作是14世紀開始大量出現的那種機構的主要原型。

     這些學院對免費會館的效仿程度如此之深(參看高僧布克注113論哈考特學院),以至在根本上還保持着民主的性質,雖說民主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有所淡化。

    今天,提起學院,讓人想起的是一個多少帶有權威色彩的組織,處理與會社有關的事務的不是人,而是特定的公務員,他們對這些事務各司其職,也各負其責。

    但早期的學院與此大有不同。

    可以肯定的是,學院的院長(principal),當時叫&ldquoproviseur&rdquo,注114并不隻是被選出來的學生,而是一位由巴黎大學正式授職的教師,聽命于巴黎大學,并且在有些情況下,還同時聽命于某些宗教權威機構,因為學院創建者已經授權這些機構控制學院的内部事務。

    不過話說回來,這絕不意味着學生們在寄膳宿舍的管理上絲毫不起作用。

    所以,在哈考特學院,校長在正式履職之前,必須是經學生大會選舉産生的;而在納瓦爾學院,很長一段時間裡,不是學者的學生要想入學(不管是修神學還是修藝學),都得經過各位學者的一緻同意。

    隻有修文法的學生沒有這項權利,這是因為他們實在太年輕了。

     接下來要談的就是藝學院學生最初是怎樣安排自己的生活的。

    他去福阿爾街的某些街區聽自己選的老師的課。

    可供教師上課的地方有限。

    就他學術之外的生活來說,他要不待在會館或受慈善捐助的會館裡,要不就待在學院裡,這些學院是以前者為樣闆建造的,隻是細節上有些不同而已。

    這些至少就是最普通的生活方式。

    教育與日常生活的需求之間的界限是非常明顯的。

    我們現在将要看到一場真正的革命,它模糊了這種界限,并且最終去除了這種界限,從而徹底改變了巴黎大學的組織方式。

    是慈善會館或學院的設立與發展促發了這場重大的轉型。

    在我們接下來的整個教育史當中,都不斷能感受到它的影響。

     相比于其他的學生,不管是走讀生(綽号&ldquo雨燕&rdquo),還是私人會館的房客,學院的學者都享有某些重要的便利。

    首先,他接受的訓練更為正規。

    所以,除了在福阿爾街教他的公共教師,他還有某種輔助教師,或者英國人所說的私人導師,就是他的院長。

    院長必須和自己的學生一起聽課,回答學生們向自己提出的問題,并應他們的請求做出說明。

    除了在公共學校裡詳細講解過的書之外,他還會和學生們一起讀些由大多數學者選定的邏輯、文法或數學方面的書。

    一起做練習既方便指導,效果也更好些。

    再者,學院或許可以有财力提供圖書館,這對學生來說是一種寶貴的資源,而個人或私人會社就有可能無力配備。

    這些便利是如此明顯,以至不久之後,那些富裕或有閑的學生就自掏腰包付膳宿費用,以求被準許進入學院。

    這些人被稱作學院的宿客,或者說是&ldquo寄宿學者&rdquo,因為他們自付房錢以及飲食份錢。

    風氣一開便迅速傳播。

    各個學院的總人數就此迅猛增加。

    而負責監管學生生活及學習的教師群體勢必也要相應增加。

    在膳宿宿舍裡進行的補課和加課也越來越多,并且也越來越重要。

    教師們不再在福阿爾街裡等着他的學生來上課,而是走進學院來教學。

    這樣一來,社會生活的中心也就逐漸轉移了,從福阿爾街,從公共學校,移到學院内部。

    到15世紀,革命宣告完成。

    學院成為巴黎大學中唯一一種結構。

    在學院裡,學生們除了找到吃住的地方,還能找到他們要求的所有教育。

    因此他們再也不需要外出了,寄宿學校的原則就這樣确立下來。

     我們有機會還要回過頭來充分地評價這場革命。

    但在此之前,我們還需要大概地說說巴黎大學這段校史展現出的一點特征。

    很少能夠找到這樣一種重大的機構,它的形成是如此完全地起因于純粹自生的進化力量,起因于和産生生命體的過程相類似的有機生長。

    如果它是一個生命體,我們會看到它從一個微小的、無定形的種子,逐漸成長,越來越大,在一般的、非人格的、無意識的力量下産生自然的轉型;同樣,我們也絕不會在哪個地方看到就此實現的變化能夠直接加諸一個特定個體的工作。

    有一樁事實非常具體地證明了這個特征。

    事實上,發生在這種組織中的所有轉型,随着機構的演進而産生的所有創新,都不能确切地定出日期。

    造成它們的那種演進是那麼徹底地具有持續性,以至我們無法确切地定出開端與終結。

    在教堂周圍大量出現的教師,又是在什麼時候開始越過塞納河到對岸去的呢?我們一無所知。

    同盟是什麼時候成為一個得到公認的正式法團的?無人能下定言。

    院系本身内部什麼時候開始發生分化的?它們是什麼時候承認校長的權威的?逐步開始的,這就是唯一可能給出的回答。

    慈善會館,也是最初的學院,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同時成為教學機構的?它們是什麼時候吸納藝學院的?這裡是不可能定出什麼确切日期的。

    所有這一切都證明,巴黎大學是一種自然現象,一種環境之力的産物,是社會的自然産物,并且也許比其他任何機構都更好地表現了社會。

    對我們所開展的曆史考察來說,這絕不是它最沒意思的一點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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