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程度上是獨立于牛津大學的，始終保持着一定的獨立性；而在巴黎，這些學院不久便陷入對于巴黎大學的依賴狀況之中，這種依賴盡管開始時還比較溫和，最終卻變得非常嚴重。
當然，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最初的那批學院依然保留着最初典型體現在私人會館裡的那種民主品格。
不過，話說回來，即使在那些由學人來選舉院長的地方，這種職能也被化減為純粹的儀式，也就是說，為了切實生效，必須經過巴黎大學當局的核準。
無論如何，這種特權始終隻是個别情況，更有甚者，它還很快便銷聲匿迹了。
我們看到，藝學院很早就派給自己如下權利：監管學院的内部生活，修訂章程條令，考察校長、院長以及其他官員行使自己職責的方式，如果需要的話，還可以撤他們的職。
學院成了巴黎大學所屬的學院。
就舉一個例子，1362年，巴黎大學強行變賣一所已經深陷頹勢的學院〔君士坦丁堡學院（collègedeConstantinople）〕的院産。
諸如此類的幹預并沒有任何現實的法權依據，實際上，學院的創建者們并不想讓巴黎大學對他們所創基業的命運擁有至高無上的控制，而巴黎大學卻常常對這種明确的傾向報以蔑視的态度。
不過，巴黎大學倒也有一種非常強大的勸誘順從的手段。
鑒于學院院長及其下屬都是巴黎大學主體的成員，巴黎大學可以開除其中的反叛者。
這種威懾強大有力，足以确保其幹預不會遭遇到任何抵抗。
巴黎大學的這種幹預已經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後果，防止了宿舍循着自己的真實本性發展下去。
由于這兩種機構類型各自的要求之間有着如此深刻的差異，那麼它們原本應該可以獨立地遵循各自的發展進程，而無須割斷兩者之間的關系。
但是，一旦巴黎大學開始插手學院内部的事務，并且是如此直接地插手，混合的過程也就開始了。
而随着諸如此類的幹預變得愈發重要，混合也就會變得越來越徹底，還産生了種種的沖突與糾葛。
宿舍為了保持自己的特性，為了履行自己的教育職能，需要一種像家庭那樣柔韌可塑的組織，從而可以根據具體情勢，根據自身在時間與空間上所占據的位置，根據學生的性質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改變自身，并且使自身多樣化。
宿舍需要自我調控，以便具有充分的靈活性，符合自己所面對的種種情景下多變的要求。
與此相反，來自巴黎大學的壓力則完全趨向于将所有的學院都交與一種千篇一律的管制。
就舉一個例子，1452年通過的一項條令，甚至用法規的形式來管制提供給宿舍成員的食物的質量、價格以及分配方式。
但是，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
當一個權威團體，不管是哪一個處在權威地位上的團體，滿腦子想的就是要實行嚴格的管制，當它傾向于讓一切都遵從一種單一的規範，那麼，對于任何不符合規則的東西，對于任何出自一時之念或大膽想象的東西，它都會産生一種本能的厭惡。
任何有可能擾亂既有秩序的事情，都像是一件丢臉的事情，必須予以避免。
而對于已經行諸法令的課程體系，選課的偏向也必然會與之格格不入，因為這種偏向很容易醞釀某種無序狀态。
有鑒于此，當局竭盡全力限制自由以壓制這些選課偏向。
于是，就出現了一種傾向，要強加一種整齊劃一的生活方式，盡可能不給不合規矩的表現留出空間。
這樣一來，一旦學生搬出了學院，就不再像還在學院裡時那樣容易被監督與照管了。
牆外的生活不可能再是那麼備受束縛、按部就班，被迫遵從規範。
而一旦解脫束縛，那麼就隻會盡情舒展了。
因此，幾乎完全不可避免的是，被準許短期離開學院的人将會充分把握機會，縱情放肆。
但可以肯定，有些人首先認同的是生活中的自由與多樣性，他們會覺得這種表現絕對值得寬恕；而在那些非常注重一緻性的人看來，這樣的表現可就很讓人震驚了。
所以，當局會全力約束這些過分的表現。
慢慢地，短期離開學院者的一切機會都受到了壓制，包括公開辯論、遊行和校外體育運動。
實際上，藝學院常常禁止院長們在外出散步時把學生們也帶上。
這種發展趨勢的邏輯後果便是将所有的教學都轉到學院内部，從而建立起一套徹底的全膳宿制體系。
所以，法國的膳宿制就來源于這種過分熱衷于整齊劃一的嚴格管制，而15世紀時的大學則滲透着這種無與倫比的強烈激情。
但是，這種激情本身又來自于何處呢?很清楚，它肯定是來自我們曆史上的某種特殊性質，從而也來自我們民族性格中的某種特殊性質。
而現在看來，或許再沒有什麼特性能夠比我們的政治中央集權化的極端早熟與強度更獨特、更徹底地體現我們的特征。
與歐洲其他任何國家相比，我們的國家早就擁有了一種牢固确立的中央權力。
從15世紀末以後，各項封建制度就開始逐漸消失了；多如牛毛的封建小邦開始混合成一個整體，就是法國這個國家。
王室開始将所有的權威都統攬到自己的手中。
當然，這場運動發生得非常緩慢，涉及面也不那麼廣泛。
那個時候沒有一個歐洲社會會對自身政治與道德上的統一性有如此強烈的認識，不僅如此，也正是這一點說明了為什麼在法國，兩個世紀之後，會爆發一場革命。
同樣需要記住的是，巴黎在這段時間裡成為歐洲最大的都城。
而政治的中央集權化必然得有一個前提，就是在整個國家确立一個統一的政府，而它本身就傾向于增強這種統一性。
事實上，王室的所有努力，整個的宗旨，正是要抹平國家内部在道德方面的多樣性，強行統一複雜多樣的地方制度，确立通行于社會各階層的單一法典與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