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其功于一役。
必須始終保持一系列前後相繼的入門儀式。
想想一個騎士團的候選人在最終全副裝備之前，也就是說，在被納入法團前要通過的一系列階段，從學習騎士注124到扈從，有時還包括見習騎士（bachelier）。
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法團帶有某些秘密社會的特征。
它有它的種種秘密儀式，你隻有發下各種各樣的誓言，才能成為它的一名成員。
因此，很自然的是，它要借助難以攻破的壁壘來抗禦外界，而這些壁壘也是逐級築立起來的。
所以，在有能力深入中心之前，就需要逐階段地推進。
在巴黎大學，這些階段就在于逐級的&ldquo學位&rdquo（gradus）。
我們已經看到，獲取這些學位之前所需測試的性質與進入法團之前所需的測試，兩者之間是多麼的相似。
這兩類機體最初的核心都是一種莊嚴的典禮，在典禮上，候選人仿佛就此完全擁有了他的行當。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考試與學位為什麼在古代和中世紀早期還不為人所知。
這是因為，隻有當教師們不再各自為戰地講學，而是自發地組成法團，并且認識到法團自身的身份，遵從共同的法則，才能出現這樣的觀念。
對于那時候考試的價值與程度，我們絕不能過分誇張。
我們所探讨的還隻是這項制度的起步階段。
莊重的典禮、肅穆的儀式和嚴格的儀軌所起的作用，要遠遠大于能夠據之做出真正評價的測試。
但這并不等于說，候選人不必非得參加真正的考試。
索邦神父曾經向他學院裡的學童們講過一次道，諷喻的味道袒露無疑，甚至将藝學院的考試與末日審判相提并論，乃至宣稱巴黎大學的判官們比他們的聖界同行還要苛刻。
如果所有的考試都隻是一場玩鬧，那麼這種比照就有些莫名其妙了。
然而，即便考慮到那些欺詐性的考試技巧（它們是庇護關系甚至腐敗所造成的，需要從時代的道德而不是制度本身的道德角度出發，來說明這些實踐做法），似乎也可以肯定地說，通不過的情況是比較罕見的。
在一些大學裡，候選人的數目與成功者的數目完全一緻，德國的情況尤其如此。
而在巴黎，藝學院倒是的确有失敗記錄在案，但這些更像是一些例外情況，反而證明了一種規律。
唯一有失敗記錄在案的那些候選人，都申訴評判于己不公，請求接受一個新委員會的審議，要不就是藝學院撤銷自己的決定：要想讓這樣極端的措施也能可行，顯然就得将失敗視作完全非同尋常的事件。
那麼，當時如果有人不曾展現過最小限度的特定知識，是否也有可能獲得通過?當然不是。
但是，隻有那些确實獲得一定成績的學生，才會被允許晉升到參加考試的階段。
每一位候選人都得由他的老師引薦，因為考慮到學習過程的時間相當長，老師有足夠的時間去了解學生。
而對于那些尚未做好準備的人，也可以建議他們先不參加考試。
這就可以說明，為什麼在注冊學生總數當中，最多隻有一半人會去參加業士學位考試，而其中又隻有遠不到一半的人，會就此成為&ldquo業士&rdquo，可以繼續攻讀學士學位。
淘汰過程多少帶有自我調節的性質，考試舉行之前就已經完成了。
因此，它發揮的作用無非是确認了事先就已經肯定了的結果，并且把這種結果給神聖化了。
這便是我們今天還在沿用的學位與考試體系的起源；因為很顯然，這種體系的基本特征并沒有什麼改變。
當然，每一級學位所要求的知識已經改變了。
但是等級尺度沒有變，學位的數量沒有變，而劃分大學生涯的三個階段，各自的重要性也大體照舊。
業士學位就是完成了學術生活的第一階段，博士學位是這種生活的頂點，而執教權則和以前一樣，介于這兩端之間，是一種界定模糊的中間狀态。
當我們認識到，這套體系來源于一種已經消失的古老制度（也就是中世紀法團），而其中的構成要素之一（執教權）純屬曆史偶然的産物，不禁會很疑惑：這種持久性（這種命運隻降臨到我們頭上，因為歐洲其他國家都不曾表現得如此明顯）是不是完全正常；學術生活的這種三重劃分顯然承自如此古老的過去，是否出于某種奇迹什麼的，依然最能适合當前的需要。
除非我們更進一步地推進這項考察，除非我們知道是什麼導緻了這種持久性，否則我們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
不過，至少從現在開始，我們就要着手來回答了。
但是，學位與考試還是學術生活最外在的特性；它們固然是這些階段的标志，但卻不曾使我們能夠理解這些階段都包括些什麼。
現在我們不妨試着來重新構建整個過程。
這樣的話，我們就得重新回想那段時期的拉丁區。
那時的巴黎大學正處于興盛期，是在13、14世紀。
那是冬天，因為在這段時間裡，就是從聖萊米日（10月1日）到大齋節的第一個禮拜日，巴黎大學是最活躍的時期，注125最重要的講學都是在那個時候，被稱作&ldquograndordinaire&rdquo（重要的常設課）。
天剛破曉，拉丁區即已醒來，學生們從各家會社、學生會館和學院裡&mdash&mdash它們都聚集在巴黎的這一區域裡&mdash&mdash出來，走向福阿爾街。
拉丁區的四周晚上設有路障，防止教外人士中不那麼令人歡迎的分子進入（一般來說，是為了預防人傾倒污穢不堪的垃圾）。
而莫伯（Maubert）廣場上的加爾默羅修會注126托缽僧們一旦鳴響日出後的第一道彌撒，路障就被升起，供學人們進入。
他們就走到各自老師講學的講廳裡去。
講廳被稱作複數形式的&ldquoscholae&rdquo（學校），哪怕隻有一間房子。
走進講廳，學人們就在又是泥又是土的地上坐下來，因為沒有凳子。
隻有在少數時候，尤其是在冬天，地上會撒些稻草，但不管怎麼說，學生們不得不再添上一些。
有那麼兩次，分别是在1366年和1452年，差一點兒就确立起允許聽衆們坐在條凳上的習慣。
但是，聖塞西爾（Saint-C&ea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