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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講 大學中的辯證法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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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推選出一位教師,就涉及所有自由七藝的問題展開論辯。

    這叫作&ldquoactusquodlibetarius&rdquo(自由論辯表演)。

    當然,在阿馬尼亞克戰争注132期間,這種慣例逐漸被荒棄了。

    每周的定期論辯本身也很快被教師們中止了。

    但是,此處的教師卻被業士們所取代,他們在一位教師的主持下,在各自同鄉會的學校裡展開争辯。

     在教師之間或業士之間的論辯中,學生們隻是旁觀者。

    但除此之外,還有學生之間的論辯。

    實際上,這是中世紀的學童們所知的唯一一種練習。

    書面的作文聽都沒有聽說過。

    (除了朗讀)要求學生們做的唯一主動的事情,就是每周一次複述自己聽過的講課(resumptiones)和論辯(disputationes)。

    根據索邦神父的說法:&ldquo這種練習甚至比誦讀還有用,因為它能夠有效地闡明所有的疑難。

    任何東西隻有在論辯中經過反複咀嚼之後,才能獲得完整的了解。

    &rdquo而學院在吸納了巴黎大學的那種生活與職能後,甚至進一步發展了這種保持論辯的慣例。

    學人們每個禮拜六都要開展論辯,由所在機構的院長主持。

    他們當中的每個人都會輪流充當立論者與反對者。

    當然,除了這些每周定期舉行的論辯,還有其他一些論辯。

    比維斯注133在1531年寫道:&ldquo吃飯時他們論辯,吃完飯他們也論辯;公共場合他們論辯,私人場合他們還論辯。

    總之是無時無地不在論辯。

    &rdquo 文藝複興時期的人對這種慣例做出了最猛烈的抨擊,而提出批判也是容易的。

    顯然,在這些公開論辯中,要想讓自己的才華獲得贊賞,就可能會慫使人們以空洞無聊的雕琢辭章來和别人展開競争。

    為了最簡單不過的問題,也會激起重重的争論。

    比維斯和人文主義者就曾經留給過我們有關某些論辯的回憶,在這些論辯裡,辯證法退化成一種在詞語上耍小聰明的遊戲,而且平庸之極。

    有一位作者就描述過這樣一個例子,論辯的目的是要決定,到底是系着豬的繩子還是牽着繩子的人,把豬拉到了市場。

    還有一些情況下,提問的角度也是玄玄乎乎,漫無邊際,我們理解起來十分困難。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虛幻的榮譽感常常慫使論辯者不得退縮,哪怕這會使他不得不走向極端的荒謬,這樣他至少可以表現出不曾放棄的樣子。

    最後一點,不可否認,論辯經常蛻變成相互謾罵、粗言惡語乃至侮辱恫吓:&ldquo人們甚至發展到拳腳相加、彼此撕咬。

    &rdquo最後留下死傷者橫在地上。

     對于這種練習,對于圍繞着這種練習的整個教育體系,文藝複興成功地用大量的激烈辱罵淹沒了它們。

    但是,所有這些事實,即便還要嚴重上許多倍,也不足以證明文藝複興對待它的态度是正當的。

    我們絕不能忘記,不管是哪一種學術上的規矩,都最容易陷入刻闆,發生變質。

    總是沒有幾個人,能夠合乎理智地運用這種規矩,始終清醒地意識到論辯應該服務于什麼樣的目的,應該始終遵從于什麼樣的目的。

    一旦它成了一種習俗,一旦它被賦予了習慣的權威力量,就往往會機械地履行自己的功能,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人們在做這種練習的時候,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練習所指向的目标,仿佛它就是自己的目的和根據。

    它成了一種盲目崇拜的對象,為種種歪曲和過度鋪平了道路。

    任何一種教育慣例,就其日複一日的運作方式而言,都是很容易遭到嘲笑的。

    實例教學課原本可以大有收獲,不也常常蛻變成空洞的言語練習嗎?像裴斯泰洛齊注134這樣的老師,把時間都浪費在讓他的學生數舊挂毯上有幾個洞,或者讓學生對他們完全熟悉的東西進行命名或描述(裴斯泰洛齊也因此受到批評),嘲諷這樣的老師不也很容易嗎?然而,一種原則可能會以這樣的方式被誤用,卻絕不能證明這種原則本身站不住腳,因為它可能是一項非常棒的原則,能夠産生有益的效果,哪怕有些人對它的使用是不得要領的,是過度的。

    如果說論辯确實服務于什麼宗旨,如果說它們确實順應了什麼需要,那麼,它們所招緻的所有過度、所有荒唐,都不足以讓它們遭到徹底的譴責。

    必須根據論辯慣例的内在價值來考察它,評價它。

    史學家認為它隻不過是曆史上出現的巨大的教育偏差,就像文藝複興時期的大師們所相信的那樣。

    但是,在将近三百年的時間裡,這種慣例在歐洲的教育中确實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單憑這一點,這種假定就幾乎沒有什麼根據了。

     實際上,這種慣例遠不是一些奇特而短暫的信念所造成的偶然結果。

    為了充分理解這種論辯慣例都包含哪些内容,具有怎樣的教育價值,我們最好回到亞裡士多德,他對論辯的概念做過清楚的分析。

    當然,不能說中世紀之所以會如此實踐論辯技藝,隻是因為中世紀的人們在亞裡士多德那裡發現了對它的描述。

    如果說這個時代的人在論辯上耗費了那麼多的時間,那并不隻是出于對亞裡士多德學說的忠信,對它的權威的敬重;而是因為論辯的慣例回應了那個時代的某些特定需要與要求。

    而理解這些需要與要求的最佳方式,莫過于看看亞裡士多德自己的說法,因為他構建了一套關于論辯技藝的理論,而中世紀并未增添任何具有根本意義的東西。

     在亞裡士多德看來,學識的作用、實質和存在理由就在于證明,就是搞清楚事情的依據。

    但是,即便說沒有證明就沒有真正的學問,也不等于說所有證明都會導出真正的學問。

    隻有有可能确立必然的關聯,也就是具有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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