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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講 辯證法與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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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ash&mdash藝學院裡的學科 如果說文藝複興時代的人對經院教育采取了無情打擊的态度,如果說他們認為必須徹底根除這種教育,以便在它原有的位置上建造起一種全新的教育體系,那首先是因為辯證法與論辯在經院教育當中占據着主導地位。

    這一切激起了文藝複興時代的人如此強烈的反感,以至他們連想都沒有想到過,一代代人如此熱情地實踐的技藝,一定應該是迎合了某種思想上的需要。

    他們由此看到的,隻是人類愚昧登峰造極的體現。

    因此,他們不停地向這些東西發動充分的批判。

    但在許多情況下,他們隻是滿足于對它們進行謾罵、嘲笑,傾瀉着自己對它們的蔑視。

    在犧牲辯證法以換取搞笑這一點上,拉伯雷做得可謂無與倫比。

    他為我們刻畫了一位第五要素夫人(DameQuintessence),她是亞裡士多德的教女,是隐德萊希王國的女王。

    注135她就是辯證法的人身體現。

    這位1800歲的老婦人,由一群已經獲得執教權的空想家簇擁着,吃飯時不吃别的,光吃一點兒範疇、&ldquojecabots&rdquo(這是一個希伯來詞,意思是抽象概念)、第二意向(secondesintentions)、反題、轉生靈魂(métempsycoses)和先驗概念(transcendantesprolepsies)。

    侍臣們忙着解決最抽象、最難纏的問題。

    有些在為公羊擠奶,有些在采摘葡萄上的刺和薊上的無花果,有些在&ldquo從無中創造出大事,又讓大事複歸無&rdquo,有些&ldquo在一個大屋子裡細心測量跳蚤跳躍的距離,我相信這事比王國的治理、戰争的指揮、共和國的管理有必要得多&rdquo。

    不難看出,辯證法要從這樣一種諷刺挖苦中恢複過來,會是多麼困難。

    可憐的約諾土斯注136和他的同事們,&ldquo在索邦的廢物、詭辯家、學生、講師、瘋子&rdquo身上體現出的那種技藝,在公衆輿論中想必該徹底地名譽掃地了。

    但我相信,完全有根據反駁它所帶來的那樣尖刻的評判,重新審視這個被太過粗略地探讨的個案。

    在上一講裡,我們已經開始進行了這種重新審視。

     可以相當肯定地講,在所有的教育中,讨論的技藝在正常情況下都有着一席之地。

    隻有一種命題是可以在某種意義上外在于并高于論辯的,這就是科學充分嚴格地加以證明的命題,足以排除任何懷疑。

    不管你怎麼理解科學證明,哪怕你對它的理解完全不同于亞裡士多德的理解,不同于我們所描述的理解,有一點也是毫無疑問的:科學證明的嚴格程序是不能适用于所有事情的。

    我的意思并不是說,你能夠給科學指定一些具體的限制,是永遠不可能被超越的。

    人們力圖把科學包裹在一些界限裡,而科學卻始終不懈地要突破這些界限,侵入那些人們認為它沒有能力滲透進去的領域。

    即便如此,科學也隻是并且始終隻是一種有限的、暫時的體系,而現實在各個方面卻都是無限的。

    因此,在實踐中,科學思想始終不能窮盡現實,就算它有這個能力,要到達這個終極理想點,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與我們現有位置之間始終有着巨大的距離。

    不過話說回來,對于科學遵照絕對可靠的程序而無法觸及的那些事情,我們也不能徹底放棄對它們的思考與推理。

    我們不能僅僅因為不能免于謬誤而确證這些事情,就聽任我們的理智放棄對它們的思考。

    因此,我們還要繼續去推理,哪怕隻有當我們的推理具備嚴格的科學性時,才會被視為具有證明性的價值。

    遇到這些情況,我們必須讓自己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對它們的要求,不能超出它們所能提供的限度,也就是那些或然的、似真的、并有充分依據的命題,即便它們不像必然真理那樣,在理智上是無可辯駁的。

    屬于或然性領域的命題,就是可以論辯的命題,會引起争議的命題。

    由于這些命題裡沒有任何一個有權力完全勾除與自身不同乃至對立的命題,所以,如果要在它們之間做出取舍,我們就隻能通過一種途徑:将它們放在一起,相互對照:讓它們彼此競争,以便讓符合最适者生存條件的那個命題能夠通過戰勝其他命題來展現自己的優越性。

    這樣一種對照也就是構成論證的素材。

    正因為這一點,就這一類問題來說,論證必然始終具有最後發言權。

    而由于辯證法屬于一種似真性的推理技藝,論證與論辯也必然是其中的一個基本部分。

     這一點揭示出,文藝複興時期的人以咄咄逼人、冷嘲熱諷的态度,全盤否定了辯證法和論辯,這樣的态度無論怎麼看都是沒有依據的。

    即便如此,我們還需要去考察,為什麼在中世紀,這種特定的推理類型會成功地發展到如此驚人的程度,幾乎成為唯一的考察工具,以壓倒性的優勢成為最重要的學術練習。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得到學問在這段時期裡的狀況中去尋找。

     這段時期所确立的唯一一門說明性、證明性的學問就是數學,希臘人已經把這門學問發展得相當成熟了。

    結果就像我們已經借亞裡士多德的例子證明的那樣,科學的證明隻有在與數學證明一緻的情況下,才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數學的方法論并不适用于經驗的現實,并不适用于由具體事實組成的世界,後者通常看來是超出科學證明的範圍的。

    當然,古代人與中世紀時候的人都非常清楚,所謂觀察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他們并不知道,可以用這樣一種方式來組織和轉化觀察,以便讓觀察為一種依循規則的論證性證明提供要素。

    就此而言,觀察所起的作用就隻是記錄現象以怎樣一種方式自然顯現在特定數量的一些案例裡。

    這樣的記錄即使相互關聯,也絲毫不能确保所記錄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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