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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講 辯證法與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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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系也會在迄今尚未記錄的其他案例中獲得。

    因此,看起來不可能通過觀察來證明任何一般性命題。

    實際上,為了讓觀察獲得證明力,就不能讓它隻是出自基于或然性情形的偶然遭遇,而應該最終讓人去挑戰它,在周詳考慮之下,帶着一種具體的目的去提出它,以便能夠按部就班地調控它,遵照某些特定的理性原則來組織它,因為隻有當觀察伴随着理論闡述,才有可能将它轉化成為一種真正的邏輯操作。

     這種中心明确、系統嚴整的觀察,我們稱之為實驗或實驗性推理。

    由于實驗是一種與觀察相當不同的東西,它的基礎在于将許多觀察進行一種組合,以使結論的推出能夠像從三段論的前提中推出三段論的結論那樣。

    觀察要想具有科學上的價值,就得時常重複進行;而實驗性推理的價值與範圍,則在相當程度上獨立于所依據的實驗的數量。

    盡管如此,重要的卻并不在于觀察應當是大量進行的,而在于觀察應當精心構造,系統嚴整,并且具有确定性。

    不僅如此,正如幾何學中的定理一旦得到證明,也就證明在任何時候都是正确的;今天人們也認識到,通過一種精心構造、精心實施的實驗,科學家可以證明一種四海皆準、亘古不易的正确而有效的法則,例如接種就能夠防止炭疽病。

    實際上,實驗這種證明的方法在研究自然時所發揮的作用,是與數學推理在研究數與量時的作用一樣的。

     但是,在那些時日裡,實驗性推理的觀念是聞所未聞的。

    今天我們拿它當不言而喻的東西,可它其實隻是在一段漫長的演進之後才逐漸浮現出來的。

    隻有到了16世紀,随着伽利略以及與他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科學運動的到來,它才有可能出現,并且事實上也就是在那時候出現的。

    隻有在16世紀,在培根注137的努力下,人們才開始認識到,他們所探讨的是一種自成一體的邏輯操作,一種新的證明方法。

     中世紀為什麼會如此不顧其他地培植辯證法與論辯,答案就在于此。

    除了數學問題這個唯一的例外,論證似乎不可避免地成為唯一的方式,可供人的思維以最小的錯誤機率區辨真理與謬誤。

    任何事情都交付公開論辯,因為它們除了屬于特定的、有限的知識領域,還屬于充滿争論的領域。

    &ldquoDeustradiditmundumhominumdisputationi&rdquo(世人論辯乃神授之例)這句格言在當時用得可是不折不扣。

    嚴格詞義上的辯論被認為是衆學之王,是我們手中一種獨一無二、普遍适用的工具,用來将萬事萬物交付理智的審察。

    所以說,那時候通過辯證法實踐訓練年輕人因為過度而産生的問題,就不應該歸之于一種病态的淺薄造作,或是邏輯感的發展嚴重過度。

    相反,這是因為在當時學問的狀況下,既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其他的推理方式,可以适用于經驗世界。

    因此可以說,在這段曆史時期,學習如何思考就在于學習如何論辯。

     與此同時,這種教育的學究氣也不再顯得那麼令人震驚或惱火。

    為了能夠論辯,為了能夠面對形形色色的人的意見,你首先必須去熟悉它們。

    而這些東西都在書裡。

    從這個角度來看,為了了解事情以及主宰這些事情的法則,從邏輯上講首先就必須學習人們曾經就它們說過些什麼,寫過些什麼;因為隻有從各種觀點的沖突之中,真理才會綻露出來。

    即使是最初賦予某些聲名卓著的作者的重要意義,如今看來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為了理解這一點,并不需要引入某種關于思想奴役狀态的理論什麼的。

    辯證法的方法所能允許的推進程序就隻有這一種。

    這是因為,即使說為了實施這種方法,必須理解形形色色的人的意見,也要特别地關注賢哲的意見,關注賢哲中最有權威的人的意見,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些人的意見最有可能成為真理。

    在這段時期,人們對那些被正确或錯誤地視為偉大思想家的人,确實常常表現出迷信般的尊崇,但造成這種結果的事實,并不是人們想當然地認為,真理必然完整地濃縮在某一部特定的著作當中;而是在這個世界上,理智在一片懵懂之中艱難摸索着或然性,人們感到需要找到一種更可信賴的日常養料。

    當然,我并不是想說,教會的教育對被奉若神明的權威典籍不抱尊崇,而是有一點很顯然,根本的原因一定在别的地方(也就是說,在于辯證法的概念本身),就是我們在最開放的思想家亞裡士多德的著作裡找到的所闡述的原則。

    他說,我們可以通過兩種迹象來判定一種觀點是似真的:要麼它對于所有人或大多數人來說看起來是真的;要麼它對于那些賢哲來說是如此,不管是對于所有賢哲,還是大多數賢哲,還是最受敬重的那些賢哲。

    因此,與唯書至上相伴出現的,并不是這段時期裡所有對于活生生現實的感覺都陷于麻木呆鈍之中,或者書面文字成了某種盲目尊崇的對象;而是強加到這個時代上的某種特定學問觀的必然後果。

     我們應當注意,不要認為這樣一種唯書至上的教育本身就很讓人惱火,隻能把它解釋成某種偏差。

    恰恰相反,恰恰是這種教育概念,從開始組織一種教育體系開始,就顯得對人的思維來說最自然不過。

    這是因為,所謂教育,就是在一個特定的文明裡,有那麼一整套知識與信念,當時被視為那個文明的基本内容,在代與代之間薪火相傳。

    否則教育又是什麼?而正是在書本裡,維存着、濃縮着不同民族的思想文明。

    因此,書本被視為最重要的教育媒介,也就是相當自然的事情了。

    與此相反的觀點,就是說與具體現實的世界之間的直接接觸,至少應該在某些方面取代書本,是要到一個相對比較發達的階段上才會出現的。

    它的前提是科學要發展到一個比較成熟的程度。

    所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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