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嫁給平民男子，平民女子倒攀上貴族男人：就這樣，我們正在繁育着不純的人。
&rdquo不難猜想，對生活的理解方式所發生的如此顯著的變遷，也必然會伴随着對于教育的理解方式上的變遷。
也就是說，原本的教導宗旨是塑造一個優秀的藝學士，引領他探察三段論與論證的種種奧秘；而現在的事業在于塑造一個舉止優雅、應對自如的貴族，能夠在沙龍裡卑亢有度，社交風度無懈可擊。
這兩者之間是很不相契的。
除了這場轉型，還有直接發生在觀念世界中的另一場轉型，其重要性也毫不遜色。
到了16世紀，歐洲各主要民族國家都已經大體上确立起來了。
盡管在中世紀，隻有一個統一而同質的歐洲，一個統一而同質的基督教王國；但現在，存在着一些巨大的個别集合體，具有各自的思想特征和道德特征。
英格蘭在都铎王朝那裡确立起自己的認同與統一；西班牙是在卡斯蒂利亞王國費迪南德及其繼承者手下确立的；注148德國是在哈布斯堡王朝手下确立的（盡管面目非常含糊）；而法國比誰都早，是在卡佩王朝治下确立的。
古老的基督教王國統一體已經永遠歸于瓦解。
無論人們繼續對根本的教義抱以何等的敬重，初具規模的各個群體都有了自己特有的思維模式和情感模式，有了自己的民族氣質，他們特有的強調重點往往會影響到迄今為止一直為絕大多數信衆所接受的信仰體系。
由于就此産生的那些重大的道德力量隻會發展它們個别的本性，由于它們隻能根據自己的喜好來組織自己的思想與信念（隻要它們有權偏離被廣泛接受的信念），所以它們會對這種權利提出訴求，而在訴求的過程中，它們就會明确表達這種權利。
也就是說，它們要求有宗派分立的權利，有自由探究的權利，雖說這隻是在相當有限的程度上，并不是什麼絕對的權利，因為在那時候，諸如此類的事情恐怕是無法想象的。
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找到了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
宗教改革是文藝複興的另一面，是當時在歐洲同質性大衆中發生的朝向個人主義與分化的運動的自然結果。
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經院哲學為宗教改革鋪平了道路。
經院哲學将理性與不朽著作中提出的問題相對照，并用嚴格的邏輯訓練來武裝它，從而讓理性更加自信，以便有可能做出獨到的突破。
但不管怎麼說，從經院哲學的種種大無畏之舉（在始終保持中和的15世紀末尤其顯得如此），從少數幾位思想家多少有些魯莽的主張（學校之外很少能聽到他們的聲音），到宗教改革這場撼動了整個歐洲的突然爆發的運動，這中間顯然有一種根本的斷裂，證明事實上有一些新的力量開始發揮作用。
因此，我們在這裡看到有一種新的因果要素，會在教育的理論與實踐中産生一場變遷。
基督教的信念在中世紀的教育裡扮演的角色過于顯要，使教育體系不能不受到那種信念正經曆的種種變異的影響。
不僅如此，經濟因素也能通過一些方式發揮類似的影響。
顯然，對于已經養成奢侈品味與閑适生活的學生來講，中世紀的苦行理念未免太不合适。
由于這種苦行理念是基督教的理念，所以基督教本身也受到了同一種現象的影響。
這是因為，從此對這種生活觀感到的那種反感，不可能不擴散到對它所依據的整個信念體系的态度上去。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如果說野蠻民族這麼容易就接受了基督教，那恰恰是因為基督教的刻闆，因為它對文明成果的漠不關心，因為它對生存的歡愉的厭惡。
但是，能夠說明它當時何以大獲成功的那些理由，如今也同樣可以消減它在人們頭腦中的權威。
那些已經學會享受生活的歡愉的社會，再也不能忍受這樣一種教義，再也不會把普遍性的犧牲、自我棄絕、禁欲和受難作為至高無上的欲望目标。
個人感覺到這種體系與他們最深層的欲望相抵觸，與他們視為十分自然的需要的滿足相對立，就隻能是對它産生懷疑，或者至少是對迄今為止人們解釋它的方式産生懷疑，因為對于一種似乎在某些特定方面與自然相抵觸的教義，不可能既沒有一種理性的說明，還不加批判、毫無保留地接受它。
人們倒是沒有徹底地否定它，隻是感到需要用一種新的方式去修訂它，重新解釋它，以便讓它可以和時代的強烈欲求相協調。
而諸如此類的任何修訂與重新解釋，都得有一個前提，就是有權修訂，審視和解釋。
總之，就是有權考察，而這樣的權利不管你怎麼看，總歸意味着信仰的式微。
現在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文藝複興絕不是少數幾項幸運發現所帶來的單純結果。
文藝複興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它是歐洲社會曆史上的一場信仰危機。
中世紀還處在孩童期。
正如孩童擁有的力量将夠勉力維持生存，歐洲各民族也隻能擁有必不可少的資源，來應對他們的生存中最直接、最緊迫的要求。
與此相反，在16世紀，歐洲各民族已經進入了成熟的青年期。
他們的血脈中流淌着更為豐富、更為充裕的血液，他們為過剩的生命力所占有，竭力要消耗它。
他們再也不能滿足于自己曆史開始時那種典型的艱辛難測的生存狀況；他們已經積攢起來的活力需要有更為廣闊的空間，有更為遠大的抱負，讓它可以自由地施展。
舊有的結構已經不再有能力容納這種旺盛的生命力，不再有能力維持自身，也就是因為這一點，必須對教育理念本身做革命性的變革。
培養擁有一切青春力量的人們，與培養處在嬰幼期、對未來毫無把握的弱小的人們，教育原則與實踐是不能完全一樣的。
現在有待我們去做的，就是考察這些轉型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