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ash&mdash拉伯雷或博學派運動
我們已經看到，我們剛考察的這段時期，它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學術組織方面異彩紛呈，令人贊歎。
我們的教育系統的主要器官就來自于這段時期。
而我們即将進入的新紀元，則有着截然不同的一種貢獻。
在文藝複興這個時代，支撐法國的教育理念得到了發揚，并在16&mdash18世紀末排斥了其他所有的理念，直到今天，還依然以一種比較溫和的形式與新型學術體系并存一世，後者是在奮争了大約半個世紀以後才确立起來的。
我們從17世紀以來逐漸顯露出的那種民族心态，換句話說，也就是我們的古典主義心态，其中的基本特征正是在貫徹着這種理念的學校裡形成的。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因此也就無須我們多說了。
我們即将探讨的古典主義教育問題，還是個富有争議的問題。
但我們不是要從辯證法的角度來探讨這個問題，不是要對我們人人都可能對它抱有的完全主觀的想法逐一進行分析；而是首先從客觀的角度來考察，這種教育系統是怎樣形成的，是什麼因素導緻了它的形成，它的性質是什麼，它對我們的思想演進産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所有這些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隻有這樣，你才能在充分了解各項緻因的基礎上，判斷這種教育系統未來的命運。
我們現在就來嘗試追溯這種理念的起源。
從它第一次出現在曆史當中的那一刻開始，這種理念就呈現出一種值得關注的非常确定的形式。
它并不是此前數百年間追求的形形色色理念的進一步延續與發展，恰恰相反，從一開始，它就激烈地強調自己與它們之間的對抗。
從教育理論的角度上看，文藝複興标志着我們的思想演進過程中的一段間斷，标志着與過去的斷裂。
在某種意義上，它開啟了某種全新的東西。
拉伯雷借着龐大固埃的諷喻，機智地表現了這一點。
高康大在遵照索邦教師們的教義被教養了一段時間後，最後托給包諾克拉特指點。
注149在拉伯雷看來，包諾克拉特體現着文藝複興的精神，高康大的這位新導師第一件操心的事，就是&ldquo用經典的方法&rdquo注150清洗自己學生的頭腦，瀉掉他&ldquo腦筋裡的全部疾病與惡習&rdquo。
就這麼一瀉，&ldquo包諾克拉特&hellip&hellip叫他忘光了跟過去教師學到的一切，就像提摩太治療受過其他音樂家教導的學生一樣。
&rdquo因此，根據拉伯雷的說法，教育理論從前的理念中毫無半點值得留存的東西。
需要有一場革命，徹底地破壞舊的教育體系，用一套全新的教育體系來取代它。
在清空場地之前，你無法築造任何東西。
你首先必須一勞永逸地推翻整個腐朽不堪的結構，将它毫無用處的殘迹清除幹淨。
要想讓真正的理性進入頭腦，就一定不能讓經院哲學還在其中留有一絲痕迹。
對經院式教育采取這樣一種毫不妥協的革命立場，可不是隻有拉伯雷一人。
當時所有的重要思想家都持有這種立場。
從經院式教育那裡，他們看到的是一種狂熱的非理性，一種瘟疫般的煩擾，一種折磨人的禍害。
正好像伊拉斯谟所說，&ldquo一國之中可能存在的最壞的一種公共瘟疫&rdquo（Pestispublicatantaquantainrepublicanonqueatullamajorexistere）。
這種立場說明，我們正要進入的這個時期體現出一種重大的新發展，我的意思是說，出現了教育理論的一些重大學說。
課講到這裡，其實我們還不曾真正地碰上任何一種教育學說。
曾經一度，研究與學校都在一種幾近麻木的狀況之中逐漸枯萎，是查理大帝重新激活了它們。
從那一刻起，當然也産生了許多重大變遷，但都是自發出現的，并沒有經過事先籌劃。
産生它們的那種運動，不知何人發動，不帶個人特征，不明去往何方，也不知道是什麼因素在規定着自己。
我們一路走來，根本不曾碰見什麼誇美紐斯、注151盧梭或裴斯泰洛齊之類的人物，會用自己所擁有的知識，以自覺而周詳的方式，有條不紊地實施一項教育計劃，與當時實際運行的那種教育有着全面的或是部分的不同。
巴黎大學的創立，學院的運轉，教育理念的種種實際的貫徹，這一切都可以說是自發産生的，根本沒有什麼理論家介入，事先指點要遵循什麼樣的道路，并且為自己所肯定的、所偏好的東西給出理由。
事實上，我們的學術史整個的這一階段，都隻是唯一一種觀念的相當緩慢、相當漸進的發展。
我們其實已經看到，加洛林時代的文法形式主義，是怎樣一步步變成了随後那個時代的邏輯形式主義&mdash&mdash那是它在起源之初就已經蘊含了的；主教座堂學校是怎樣将私人學校聚集到自己周圍，進而合為一體，然後通過逐步強化彼此維系的紐帶而成為巴黎大學的，其間從未出現過某種突然的轉變或轉向。
諸如此類的持續變遷，綿亘了如此漫長的時間，從而在非常大的程度上變得支離破碎，以至很自然地變得難以察覺。
因此，所有這些轉型的發生都不曾引起同時代人的覺察。
觀念的推進是緩慢的、自發的、無所意識的，而對新浮現出來的各種需要的覺察，也在某種日常的基礎上決定了做出調整的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任何人都不曾想到去預見即将到來的事态，制定一種通用的規劃，從而指點事态的進程。
在這樣的狀況下，不可能産生任何的教育理論。
而到了16世紀，情況就不再是這樣了。
當時，學術傳統不再沿循此前的線路繼續發展，一場革命蓄勢待發。
運動不再以平和而沉默的方式，繼續遵循此前700年間走過的道路，而是突然轉往一種全新的方向。
面對這些情況，再也不能聽憑事情自發地保持正常的進程，因為恰恰相反，需要去抵禦它們，阻擋它們的道路，讓它們從頭再來。
需要培植一種對立的力量，以對抗人們的本能和已經習得的習慣，這種力量隻能是思想的力量。
由于他們所渴求的新體系不能單單指望當時盛行的那種體系的重大轉型來産生，所以很顯然，必須首先在思想上塑造這種新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