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種文明。
因此，這些作品也就很自然會被認為是為學校教師們提供了年輕人所需要的東西。
伊拉斯谟說：&ldquo那麼，又有什麼東西，能夠引導還處在石器時代的這些粗鄙的人，朝向一種更人性的生活、更溫文的性格、更文明的道德發展呢？難道不是文學嗎？正是文學，塑造着頭腦，安撫着激情，遏制着自然性情的不羁迸發。
&rdquo這樣說來，除了希臘羅馬的文學，就不再有其他地位确定、發展成熟的文學了。
考慮到這一點，塑造孩子的道德環境就必須包括這些文學現存的所有基本内容。
因此，這段時期的公衆對希臘羅馬文明的經典著作抱以莫大的關注。
如果說人們對這些作品贊賞有加，如果說他們一心想要仿效它們，也并不是因為這些著作在曆史的這個時刻重見天日，被人們發現，一夜之間培養起人們對于文學的品味。
恰恰相反，這是因為人們剛剛獲得了對于文學的品味，因為有了一種新式的文明，它們突然成為熱情景仰的對象；因為它們相當自然地作為滿足這種新需要的唯一可用手段而出現在這個世界上。
如果說這批規模龐大的文獻此前一直為人所忽視，那也不是因為人們對其一無所知（我們已經看到，人們知道其中的主要作品），而是因為人們并沒有欣賞到其中的長處，因為它們并沒有回應任何現時代的需要。
相反，如果說在公共輿論的眼裡，或者至少說在某些公共輿論的眼裡，它們的價值無與倫比，那是因為正在發展出一種新的心态，而且隻能在古典作品的學校教育中得到充分的實現。
你甚至會疑惑，這段時期裡之所以有了更多的發現和發掘，是否隻是因為從此以後這些發現的價值才會得到充分的欣賞，所以人們才會投入更多的聰明才智去從事這類活動？要發現就必須尋找，隻有當你十分注重自己希望發現的東西時，才會很熱心地去尋找。
因此，人文主義者們的教育觀念并非單純出于偶然，而是來自于這樣一個事實，它對我們國家道德曆史的影響力是很難誇大其詞的。
我指的就是禮貌社會的創立。
如果法國的确是從16世紀開始成為文學生活和思想活動的中心，這是因為同樣在這段時期裡，在我們當中演化出一種上流社會（sociétéchoisie），由具有精神修養的人士組成，我們的作者們寫作的對象就是這個社會。
他們所傳播的正是這個社會的觀念與品味，他們為這個社會而寫作，為這個社會而思想。
恰恰在這裡，在這個特定的環境裡，孕育出了從16世紀到18世紀中葉一直推動着我們的文明前進的力量。
像伊拉斯谟所設想的那種教育目标，就是要讓人們為這個不是人人都可進入的特定社會做好準備。
在這裡，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種教育理論的基本特征，同時也是它的根本缺陷。
從根本上來說，它具有貴族統治的性質。
它緻力于塑造的那種社會，始終以宮廷為核心，而它的成員也始終來自于各級貴族，或者至少是來自有閑階級。
事實上正是在這裡，也隻是在這裡，優雅和修養才能有蓬勃發展的可能，對于優雅與修養的培育和發展會被認為比什麼都重要。
無論是伊拉斯谟，還是比維斯，都不曾意識到，這個小世界再怎麼群英荟萃，也是相當有限的；在它之外還有芸芸衆生，是不應該忽略的，教育也應該面向他們，提升他們的思想層次和道德水準，改善他們的物質條件。
即使他們的腦海裡有時确實閃現出諸如此類的想法，也隻是一念之間的事情，他們并不認為有必要詳盡地考察一番。
因為伊拉斯谟認識到，這種代價高昂的教育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的，所以他不能确定窮人會怎樣做。
對于這個意見，他給出的答案非常簡單：&ldquo您要問窮人能夠做什麼。
那些幾乎不能讓自己孩子吃飽肚子的人，又怎麼有能力在一段漫長的時間裡，給予孩子們正确的教育呢？對此我隻能借用喜劇作家的台詞來回答：&lsquo您不能要求我們願意實現多少就有能力實現多少。
&rsquo我們說的是撫養一個孩子的最佳方式，我們無法生産出實現這種理想的實際收入來。
&rdquo他隻限于表達一種願望，希望富人會資助那些天資聰穎但為貧所困而不能盡顯才華的孩子。
他甚至似乎沒有認識到，即使能夠讓人人都享受到這種教育，也不會解決困難。
這是由于這種普及教育并不适合大多數人的需要，因為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維持生存就是高于一切的需要。
而為了生存下去，需要的技藝并不是精湛的演講，而是嚴肅的思考，以便讓人知道該如何去做。
人文主義的教育理論家們隻想着拿些華而不實的東西來裝點頭腦，卻排斥了其他所有東西。
而為了在人事紛亂的世界裡卓有成效地奮鬥，就需要更見實效的武器。
經院哲學盡管有許多抽象的成分，但它身上卻滲透着一種更加實用、更加現實、更具社會性的精神。
現在想想，這種精神要多得多。
事實上，辯證法回應的是切實的需要。
觀念與觀念之間在精神上的沖突與競争，構成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一塊。
這種艱辛的思想體操讓思想強勁有力，生機勃勃，有能力服務于具有社會效用的目的。
因此，我們必須小心，不要認為中世紀的學校所培養出來的人，就隻是滿腦袋不切實際的空想，或者隻想着尋找第五元素，或是隻知道為無謂的瑣屑問題争吵不休。
真實的情況恰恰相反。
當時的政治家、教會要人和行政管理者，就是在中世紀的學校裡培養出來的。
這種訓練雖然已經被貶毀得不成樣子，卻創造着實幹家。
而伊拉斯谟所建議的那種教育，倒是使人對生活的準備完全不足。
修辭取代了辯證法。
那麼，如果說在古典世界裡，雄辯的演練不僅成為一種職業生涯，而且還是最重要的一種職業生涯，所以修辭有很好的理由成為古典世界教育的特征；可是在16世紀就絕對不是這麼回事兒了，這時候，雄辯在嚴峻的生活事業中所起的作用相當有限。
因此，一種教育理論要是将修辭作為首要的學術課程，就隻能培養出與奢侈生活相關的一些才能，與必不可少的生活要求毫無幹系。
這種出發點上的錯誤還意味着另一種錯誤。
如果說這種教育是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