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幾講裡，我們考察了在文藝複興時期，作為經濟組織與社會組織機制變遷的後果，歐洲的各個民族是怎樣不約而同地開始感受到，需要建立一種新型的教育體系。
這種感受的結果便是喚醒了一種史無前例的教育思想。
這個時代最開明的那些頭腦，為了迎合一些特定的需求（公共輿論對這些需求有緊迫的感受，他們自己也首當其沖），從最總體的角度提出了教育的問題，并且調用了當時所能使用的一切方法和全部知識，着手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這樣就産生了一些偉大的教育學說，它們的基本特征我們已經嘗試着做了刻畫；而所有這些最開明的頭腦，為自己設定的目标也都是确定一些特有的原則，并按照這些原則重新組織教育體系，以順應時代的要求。
正如我們在伊拉斯谟、拉伯雷、比維斯和拉缪等人的著作中所發現的有關這些學說的闡述一樣，這些學說都還隻是一些理念的體系，是一些純粹理論性的觀念，是一些關于體系重構的框架與計劃。
現在我們必須來考察，當它們落實到實踐中時遇到了怎樣的情況，當這些理論從理念的世界裡走出來，努力進入現實的世界時，是怎樣取得進展的。
如果說通常而言，教育學說都會按照提出它們的思想家們原先設想的那種形式，完全不走樣地得到充分實現，如果說學術現實無非就是忠實地反映這些學說，那麼上面的問題就隻是一個次要的問題了。
但是，我找不到哪怕一個史例，能夠說哪一位教育理論家所提出的理念會全盤照搬地流傳開去，基本不變地貫徹落實。
盧梭的那些理論曾經有被原封不動地應用過嗎？且不論裴斯泰洛齊的影響力有多麼大，他幾乎是唯一嚴格遵照自己命名的那種方法來開展實踐的教育家。
而他在自己的努力中所遇到的挫折，也足以清楚地顯示，他的方法要做到切實可行，還需要加以轉變。
實際上，這正是因為偉大的教育理論家中絕大多數往往是情緒易走極端的人物。
他們清晰地意識到都缺乏些什麼，意識到晚近生發出來的需求中有哪些是還沒有獲得滿足的。
至于那些長久以來一直獲得滿足的需求，恰恰是因為它們不會有任何的要求，所以理論家們也隻是模模糊糊地意識到它們的存在，因此在構建自己的體系時，也很少會将這些需求納入考慮範圍。
結果，這些體系就會變得隻顧一面，不計其餘，而為了具備生命力，就需要有更寬泛的基礎，緩和它們那些骨子裡過于簡單化的傾向，涵蓋與起初幾乎是它們唯一靈感之源的關注點相當不同的一些考慮。
當教育觀念接觸到現實，當它們尋求落到實處，就會抛開自己最初那種一成不變的性質。
為了理解它們一旦進入實踐的領域後會遭遇到什麼，我們就需要熟悉它們在教育革新家們腦子裡所設想的那種形式，因為正是這種形式醞釀出了推動它們形成的演化過程。
但是與此相反，當這種演化過程并不隻限于賦予這些觀念外罩，也就是一種物質性的、可見的機體，而是在具體落實的過程中轉變這些觀念，那麼，演化的過程就構成了觀念内在曆史的一部分，因此也就值得我們給予特别的關注。
在目前這個事例裡，問題就顯得越發重要，因為文藝複興時期的教育理論所提出的一個問題尚未得到回答，隻有留到實際貫徹的過程中來解決。
我們已經注意到，存在兩種不同的教育思潮。
對于某些最迷戀知識的人來說，教育的首要目标就在于塑造一種百科全書式的才智之士。
與此相反，對于另外一些更能從精妙言談而非純粹知識之中獲得愉悅的人來說，目标首先在于塑造這樣一種心智，打磨它，教化它，讓它能夠敏銳地感受到精美語言的魅力，感受到與有教養的心智進行交往時所享受到的雅緻的愉悅，能夠在其間扮演一個體面的角色。
當然，這兩種思潮彼此之間從未産生徹底的沖突乃至于相互排斥。
實際上，在文藝複興時期那些偉大的天才當中，所有人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同時受到這兩股思潮的影響。
不過，與此同時，這兩股思潮之間的差别之大，使任何一個頭腦都不能對兩者抱以同等的回應。
我們甚至已經看到，這兩種立場在教育上所具有的價值也是相當不同的。
拉伯雷能夠欣賞按部就班的對話中所涉及的技能，因為他拿來和笨拙不堪的高康大做對比的那位優雅得體的愛德蒙，就是這門技藝的行家裡手。
不過話說回來，對于拉伯雷來講，毫無疑問，文學的關注并不占有首要的地位。
至于伊拉斯谟，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也絕不是蔑視博學，因為他也要求教師擁有廣泛的知識；但是這種知識對于他來講，隻是一種合用的方式，能夠更有效地引領學生進入古典文學的殿堂，讓學生更好地領略其中的華美，教會他如何去仿而效之。
這兩股思潮相互競争着宣稱要主導人們的心智，那麼它們當中究竟哪一股思潮能夠勝出，在我們的學校教育體系上留下自己的烙印呢？顯然，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我們民族的心智氣質面前擺着兩條道路供其選擇：在兩種相當不同的方式中，它會以其中的一種發生轉變，這取決于它究竟會踏上哪條道路。
還不止這些。
我們已經看到，這兩股思潮之間盡管有一些将它們區分開來的差異，但也有一點共同之處：它們都是一種貴族心态的産物。
在這兩股思潮裡，學生最需要掌握的那些重要才能都是一些完全缺乏實際效用的奢侈玩意兒。
如果像伊拉斯谟宣稱的那樣，我們必須去研讀古典文學，那是為了做到理智上高貴典雅，談話中溫文老到，寫作時妙筆生花。
而如果像拉伯雷建議我們的那樣，追求一種廣泛的知識教育，那也不是因為知識本身是有用的，而是因為在他看來，知識本身就是一樣精雅的東西。
在這兩種思潮裡，都似乎沒有人想到，教育的功能首先是一種社會性的功能，與其他社會功能合為一體，因此，教育必須讓孩子做好準備，在社會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在生活中扮演有用的角色。
而從這兩股思潮共同的教育觀念來判斷，我們大可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