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們注定要完全在貴族男女的人群中度過一生，就好像住在特來美修道院裡的人們一樣。
以廣博的知識或溫文的舉止交往，以得體的意見和高尚的觀念交流，但從來不必親自從事具體差事。
我們倒也不會臆想讓所有的人都同時像工匠商人、士兵牧師、大小官員那樣履行具體的社會功能。
但是，即使教育不是讓孩子為從事其中任何一種具體職業做好準備，也必須讓他具備這樣的技能，以便在時機到來之時，能夠承擔其中某一項職事而有所獲益。
在做具體分析之前，如果事先假定，當這兩種教育學說從理論領域過渡到實踐領域時，必然會去除自己身上這種讓它們充滿缺陷的貴族性質，那麼這種說法似乎并不顯得很草率。
當你在安甯的研習中進行抽象思考時，倒是可以讓自己的思緒毫無阻礙地遨遊在一個理念的世界裡，因此也就看不到那些最直接的生存之必需。
但是，一旦你想要将這些抽象的思考轉變成現實，就很難避免突然發現這是一種狂想，很難不清醒地意識到，嚴峻的生活事務并不完全在于高雅地揮灑閑暇，人也并不隻是一件等待打磨和雕琢的藝術品。
由此看來，我們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想，當文藝複興的教育理論試圖滲透到實際的學術實踐中時，想必會被迫自我矯正、自我轉型。
比如說，我們可以想象，人們不會要求孩子達到無用的博識，而是會認識到必須有所選擇，隻教給孩子那些最适于培養他的判斷力，或者是最适于引導他自己的生活行為的科目；人們将孩子引入古典文明的殿堂，不會隻是為了讓他文筆精緻、言談優雅，而是以此為手段，讓他增廣見聞，感觸世事人情，熟悉一種新的人類，不同于自己身邊所見的這種，他的信念、實踐和思考方式也都不同于自己原本所熟悉的樣子。
我之所以例舉這些可能會發生的轉變，隻是想表明，16世紀的那些理論雖然不曾改變它們的根本原則，但也可以獲得一種新的特征，以回應對于生活之必需的覺察。
但我們将會看到，問題的實際解決方式，與我們可能通過類比以最合乎情理的方式推想出來的方式幾乎恰恰相反。
我們剛剛說過，一般來說，當一種教育學說開始付諸實踐時，就會有所矯正、有所中和，去除最初那種簡單化的特征。
但恰恰相反，當文藝複興的教育理念開始落實到實踐活動中時，卻是變得愈發具有排斥性，變得更加極端，更加片面。
我們已經批評過的那種貴族性、審美性，根本沒有自我節制的意思，而是變得更加明确。
對于實際生活的需求來說，教育變得更加地無關痛癢。
但是，我們且慢對事件預下判斷，不妨先來看看這些事件是如何逐步展開的。
盡管在此之前，巴黎大學的各個學院已經充當了經院哲學幾百年來的庇護所，但它們還是比較迅速地就向新的思維開放了門戶。
當伊拉斯谟、比維斯和拉伯雷都還是學童的時候，也就是在1500年前後，舊式的教育還在大行其道，因為這些人接受的就是這種教育。
而在30年後，在弗朗索瓦一世的統治下，教育已經有了改革，即便說未告完成，至少也已經踏上了通往完成的道路。
古典的文學與學問處處或者說幾乎處處都在取代此前一直被辯證法所占據的位置。
人人都還記得拉伯雷在贊頌新時代的降臨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熱情。
他寫道：&ldquo在我年輕的時候，還是個黑暗的時代，滿目所見，都是哥特人留下的悲苦與災難，他們把整個精美的文學破壞殆盡&hellip&hellip但是，蒙神之恩佑，在我成年之後，文學已經恢複了光明和尊嚴&hellip&hellip現在，各門學科都已經恢複，種種語言也都列入了教育；希臘文&mdash&mdash隻有無恥之徒才會不懂希臘文還說自己博學，希伯來文，迦勒底文，拉丁文&hellip&hellip整個世界到處都有飽學之士、博識之師，到處都有汗牛充棟的藏書之地。
我以為，柏拉圖的時代也好，西塞羅的時代也好，都沒有像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時代這樣，求學的機會如此豐富。
&rdquo注193當多雷談起在他眼前發生的這場革命時，也懷着同樣的自信。
注194他大聲疾呼：&ldquo我向文學、向它們的勝利表示敬意，難道這有什麼不對嗎？它們已經重新煥發出古代的燦爛光華，同時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真正使命，就是緻力于人類的幸福，用所有好的東西來充實人的生活。
在這個時刻，年輕人接受着精緻而開明的指導，同時也會因此變得偉大。
伴随着年輕人的成長，也會滋養起公衆對于文學的尊崇。
它将把學問的敵人們趕下他們盤踞的寶座；它将接掌公職；它将進入國王的顧問團；它将管理國家的各項事務，并将智慧帶入其中。
&rdquo
因此看來，要想了解16世紀的教育理論在付諸實踐後都發生了什麼變化，我們隻需要考察巴黎大學是如何理解和運用這些理論的。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學術組織機制方面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使整個問題越發複雜，也使上述這種研究步驟不可能進行。
在此之前，巴黎大學完全壟斷着教育，對教育負有全責。
因此，任何教育改革的前途都取決于巴黎大學，也隻有取決于巴黎大學。
盡管如此，快到16世紀中葉的時候，針對巴黎大學法團，又創立了一種新的教學法團，打破了巴黎大學的壟斷，甚至以相當驚人的迅疾之勢，在學術生活中實現了某種霸主地位。
這便是耶稣會法團。
新教的成長對天主教會日益造成威脅，天主教會感到需要對此進行遏制，耶稣修會應運而生。
路德與加爾文的教義以異乎尋常的速度迅速赢得了英格蘭、幾乎整個德國、瑞士、低地諸國、瑞典，以及法國的大片區域。
天主教廷盡管也做出了種種嚴厲的舉措，但仍然自覺無力，唯恐自己在世間的主宰地位即将徹底崩潰。
正當此時，伊納爵注195想到了要創建一個全新的宗教軍事組織，能夠更好地與異端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