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能的話，徹底地鏟除異端。
他認識到，在幽深的修道院裡閉門不出就可以主宰人們的靈魂，這樣的日子已經不複存在了。
既然現在人們在自己動機的驅使下，往往會試圖逃避教會的控制，那麼關鍵就在于，教會應該更加靠近他們，以便能夠影響到他們。
此前數百年間普遍存在的那種道德上和精神上都是同質性的大衆當中，現在開始凸顯出特殊的個人來，既然如此，那麼關鍵就在于靠近個人，以便能夠對他們施加某種特定的影響，能夠涵納多種多樣的精神與氣質。
簡單來說，中世紀熟知的那龐大的修院會衆，抱守舊土，隻限于對已經發生的這類攻擊表示憤慨，卻不知道自己如何起而還擊。
必須替換掉他們，創建一支輕便的隊伍，能夠始終直接接觸到敵人，從而做到充分的知己知彼。
他們既要做到足夠的警覺與靈便，以便能夠出現在任何有危險的蛛絲馬迹的地方；同時，他們也要保持足夠的彈性，能夠充分變換自己的戰術，以适合多種多樣的人群和情境。
不僅如此，他們在做所有這些事情的時候，還要随時随地追求同樣的目标，在同一項宏偉的計劃中相互協作。
這支隊伍就是耶稣軍團。
注196
實際上，它的獨到之處，便在于它能夠将中世紀發現不可調和、相互矛盾的兩種特征集于一身之上。
一方面，耶稣會屬于一種宗教修會，就好像多明我會或方濟各會一樣；它們都有一個會長，各自的會衆都服從同一套會規，遵守一套共同的紀律。
實際上，甚至在任何軍事組織裡，不管是世俗的軍隊還是宗教的軍隊，被動的服從以及思想和行動的統一性也從未達到過如此極端的程度。
因此，耶稣會的修士就是職業教士。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同時具備在俗教士的一切特征。
他穿着自己的修士服；他履行自己的職責，布道、傾聽忏悔、傳授教義；他并不生活在修道院的蒙蔭下，而是消融在世間的生活中。
對他來說，義務不在于肉體的苦行，不在于禁食與禁欲；而在于行動，在于修會目标的實現。
伊納爵曾經說過：&ldquo且讓我們離開宗教修會，超越齋戒、監管，以及它們出于虔敬而加諸自身的那種嚴苛的起居和習慣&hellip&hellip我相信，為了增添我主的榮耀，保持并增強口腹之欲等自然官能，要比讓它們衰竭無力更有價值&hellip&hellip你不應該攻擊你自身的生理本性，因為如果你讓它耗竭殆盡，那麼你的精神本性也不再能夠以同樣的精力有所作為。
&rdquo
耶稣會士不僅必須與世界相融合，而且還必須廣泛容納這個世界上盛行的各種觀念。
為了能夠更好地引導他的時代，他必須用這個時代的語言說話，他必須吸收它的精神。
伊納爵感覺到，人們的生活方式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方面已經不可能有任何回頭之路。
幸福安樂，不那麼艱苦，閑适一些，樂觀一些，人們已經獲得了對于這樣一種生存方式的偏好。
要扼殺或摒棄這種偏好已經是不可想象的了。
對于自己以及同伴的受苦，人們已經養成了更多的恻隐之心。
他會更憐惜受苦，這樣一來，往昔的絕對否棄的理念也就宣告終結了。
為了防止信衆遊離于宗教之外，耶稣會士們殚精竭慮，一心想要去除宗教此前的嚴苛。
他們把宗教變成一種令人愉快的事情，設計出種種妥協，便于人們遵守。
誠然，為了恪守他們已經指定給自身的使命，避免看起來像是在用自己的示範來鼓舞他們正在與之鬥争的創新者，耶稣會士們也不得不同時堅守不可變易的教義的字面說法。
衆所周知，他們是如何徹底擺脫了這種困境，能夠以自己的口舌之才調和彼此沖突的各項要求，人們也常常指出，他們的靈活近于乖巧，他們的精妙也顯得聰明過分。
在他們神聖的外在形式裡面，一方面保留了羅馬教廷的傳統規定，但同時還能将這些規定用于其他一些東西，不僅包括人類的普遍弱點（任何宗教都不曾成功地擺脫這種必然性），甚至還包括16世紀有閑階級那種優雅的浮華，在這些有閑階級裡，戰勝異端、維護信仰顯得尤其重要。
就這樣，他們一方面逐漸成為骨子裡屬于往日的人，成為天主教傳統的捍衛者，但與此同時，對于時代的種種觀念、品味甚至缺陷，他們也能夠表現出一種縱容的态度，并常常為此遭到指責，這并不是毫無來由的。
因此，他們具有一種雙重的身份特性，一方面是保守派甚至反動派，另一方面又是開明派。
他們貫徹的是一種複雜的政策，我們需要在這裡揭示它的性質與起源，因為在讨論他們的教育理論的基礎時，我們還會遇到這種政策。
他們很快便認識到，要想實現他們的目标，僅僅靠布道、接聽忏悔、傳授教義是不夠的。
在争奪對于人類靈魂的主宰的過程中，真正重要的手段就是對于年輕人的教育。
因此，他們立下決心要接掌教育。
有一樁事實特别促使他們清楚地意識到這一緊迫需要。
那些強烈表現出在學校落地生根的趨勢的新方法，所産生的效果隻能是開啟通往異端的道路。
這一點任誰都看得出來，除非是對所有的明證都視而不見。
人們看到，時代的偉大頭腦，最傑出的人文主義者們，都公開地逐漸轉向新宗教：多雷、拉缪、科爾迪埃都屬于這種情況，弗朗索瓦一世剛剛創立的法蘭西學院注197裡的絕大多數教師也屬于這種情況。
因此，事實上，人文主義本質上就對信仰構成了一種威脅。
顯然，對于異教的難以約束的偏好，注定将導緻人們的心智沉溺于一個沒有半點基督徒意味的道德環境中。
如果說要從根子上攻擊這種邪惡，那麼必須要做的不是聽任人文主義思潮随自身的設計發展，而是控制它、引導它。
這種努力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倒退，一種回潮，會将我們的學校組織機制拉回幾個世紀。
自打有我們的曆史開始，我們就看着教育變得越來越具有貫穿整體的世俗性質。
它在教堂和修道院的蒙蔭之下誕生，一步步地掙脫出來，伴随着大學的建立，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