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持久，有三次都是死灰複燃，對于其間那些錯綜複雜的關節，我們不需要一一回顧。
最後他們的事業成功了（盡管事實上在這中間，耶稣會士曾經試圖暗殺亨利四世，其中或許不無黨派意氣之争，但從道義上講，責任在于耶稣會。
此後耶稣會被逐出法蘭西王國長達八年之久），注204在法國站住了腳，一直到了1762年，那一年他們又一次成為一項驅逐令的對象。
而他們一旦在我們的土地上站穩了腳跟，巴黎大學各個學院的學生們便仿佛中了魔一樣湧向耶稣會開辦的學院。
從17世紀初開始（1628年），克萊蒙學院便有兩千學生在冊，人數最多的時候達到三千之衆。
與此同時，幾乎在各省都創建了耶稣會學院。
在他們第二次被驅逐時，至少已經擁有92家設施，其中比如說拉弗萊歇學院（CollègedeLaFlèche），那是後來笛卡兒成長的地方，它的學生數在1000&mdash1400之間波動。
耶稣會的學校是那麼時興，以至巴黎大學不得不采取措施，防止它自己的學院院長們把他們的學生送到耶稣會學院去跟班聽課。
基什拉注205說過，巴黎大學幾乎隻剩些&ldquo謀求較高等院系學位的候選者，耶稣會不甚在意的窮人，以及一般來說不期圖謀取神父這類好差事的富家子弟&rdquo。
當然，這些人的數量不會很多。
甚至當亨利四世發出我們方才說的針對耶稣會學校的驅逐令之後，也不足以遏制這股運動的推展。
耶稣會士們隻是放棄了他們在大城鎮裡的學院，但還是作為寄膳宿舍裡的老師留在小學校裡，或者作為私人導師散布各處。
許許多多的家庭甚至把他們的孩子送到法國邊境比如杜埃（Douai）、蓬塔穆松（Pontà-Mousson）和尚貝裡（Chambéry）等地的這類設施裡。
這種遷移看起來是那麼顯著，以至讓巴黎大學當局深感不安，向國王陛下抱怨此事。
這種非凡的成功應該歸功于什麼因素？有時候人們隻是簡單地歸之于這樣一個事實，耶稣會士提供的教育是完全免費的。
寄膳宿者隻需支付膳宿費用，由于教團從各方面募集了捐助，所以這些費用少之又少。
&ldquo在一家普通學院裡維持一個孩子所需的費用，耶稣會可以教育出兩個孩子。
&rdquo這就是杜·布拉伊注206對他們具有震撼效果的成功所做的說明：&ldquoJesuitaedocereincipiuntidquegratis!Quodvehementerplacuitpluribus.Hincfrequentantureorumscolaeetacademicaedepopulantur.&rdquo（耶稣會開始免費授課!這讓許多的人感到莫大的快樂。
因此，他們自己的學校門庭若市，而以前的大學和學院則日漸冷落了。
）不過，我們倒也看見，在1595年第一次對修會發出驅逐令時，家家戶戶并不是把自己的孩子們重新交托給巴黎大學，而甯願把他們遠送各地，繼續他們在耶稣會指導下的教育。
因此，人們對耶稣會的偏愛并不完全出于經濟上的考慮。
不僅如此，諸如此類的理由隻可能對那些不怎麼富裕的人家産生決定性的影響，但可以肯定的是，耶稣會招收的學術主顧們至少大部分是來自其他階層。
所以，我們必須另找解釋。
如果說人們對耶稣會提供的教育趨之若鹜，想必是因為人們欣賞這種教育，認為它比其他所有教育都更值得選擇，因為它積極回應了時代的品味和需要。
毫無疑問，就是這一點可以說明，事實上，盡管有那麼多的敵人和阻礙，他們還是成功地在我們的國家紮下了根。
如果他們沒有得到公共輿論的有力支持，無論他們自己可能有多麼聰明，也不足以保護他們抗擊這樣一種敵對勢力大同盟。
我們通過考察耶稣會所采取的方法，并與巴黎大學同時使用的方法做比較，就能夠理解耶稣會在學術上為什麼會取得非凡的成功。
在這項考察的過程中，我們自然會以一種公允的立場去看待耶稣會，他們始終也不曾得到這樣的待遇，并且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你可能會老忍不住要對他們采取否定的态度。
這是因為，耶稣會士的外在形象本身沒有半點能夠同時引來同情。
他為一個單一的念頭所主宰甚至所攫取，這個念頭就是他已經全身心地把自己獻給了一項事業（我指的是天主教廷的事業），他要确保此項事業的勝利。
表面看來，耶稣會士所受的訓練和培養，已經使他對于和自己修會的使命無關的一切都毫無感覺。
他義無反顧地獨自前行，任何東西都不能使他偏離自己看準的目标。
在這種刻闆、這種沉默的冷漠裡面，蘊含着一些東西，讓人想起大自然的無情威力，它所激起的不是愛憐，而是懷疑和恐懼。
不僅如此，在目标追求上的這種不可變通與手段選擇上外在的這種極富彈性之間，對比也是觸目驚心的。
有了這些，我們完全可以說明，為什麼耶稣會士會成為敵視偏見的對象，而面對這樣的敵視偏見，我們自己也肯定會立即起而自衛的。
要想評價他們的學術成就，我們就必須消除腦子裡所有諸如此類的感情印象。
我們會成功地消除這種印象的，隻要我們回想到，17世紀和18世紀所有偉人都是耶稣會學校的學生：耶稣會的教育以一種普遍的方式，在我們民族精神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賦予了它在自己完全成熟時展現出來的那些獨有特征。
這就是在這樣的考察中會浮現出來的結論。
當然我們也堅持認為，法國的民族氣質受制于一些嚴重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是它在耶稣會的學校裡染上的，歸之于他們所使用的方法；即便如此，現在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它在整個思想史上也已經顯出了璀璨的光華。
如果我們希望公允地評價那些塑造了這種民族氣質的人們，就必須牢記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