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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講 耶稣會(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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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一樣多。

    實際上,《特雷武回憶錄》(MémoiresdeTrévoux)告訴我們,作者的文法并不完全是法語的,因為他出生并成長于弗朗什-孔泰。

    注214 當耶稣會士不得不發動針對詹森教派的鬥争時,這種對于法語的無知使他們處于非常明顯的劣勢:他們從自己的成員中找不出任何一個人,能夠回擊帕斯卡爾注215,回擊其他對于他們的攻擊。

    當然,在公共輿論的壓力下,随着時間的流逝,事态也有了一定的變化。

    某些學院在七年級設立了一門教授法語文法的課程;而在18世紀,也出現了用法語寫的拉丁文法。

    但是,法語所享有的地位依然很是低微。

    在儒旺希神父的整部論著中,隻有區區一頁是在探讨法語的教學,而這一頁是這樣開頭的:&ldquo盡管耶稣會教師們首先應當努力透徹地掌握希臘文和拉丁文的知識,但他們仍然不應該忽視母語(nonestnegligendatamenlinguavernacula)。

    &rdquo沒有一項特别的練習是專門針對這一主題的。

    德高望重的神父隻限于建議,無論何時在課上使用法語,都應該注意正确與優雅。

    但他又仿佛害怕自己做出了太多的讓步,于是最後又發出這樣的警誡:年輕教師&ldquo如果為法語的魅力所惑,或是對更為嚴肅的研習中付出的艱辛勞動心生反感,從而在使用修會劃給更困難但也更必要的語言的學習時間時,就是不遵照業已根據嚴格和智慧确立的規則,那麼就必須讓他相信,他正在犯下嚴重的罪行&rdquo。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對于法語的排斥呢?文藝複興時期的許多教育理論家們也許不會贊成這種做法。

    拉伯雷對日常會話中使用拉丁語大加嘲諷,蒙田要求人們在學習古典語言之前先學習法語。

    當然,不難想見,耶稣會想必會因為拉丁文是教會的語言而賦予拉丁文某種首要地位,甚至會像儒旺希神父偶然指出的那樣,因為天主教信仰的一些主要著作是用希臘文寫的,也就賦予希臘文某種首要地位。

    但是,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對于法語的封禁呢? 顯然,甚至到了18世紀,耶稣會的教育家們也對法語文學抱有一種不信任的态度。

    他們對法語文學的影響力憂心忡忡。

    儒旺希神父說:&ldquo一個年輕的教師,首先必須警惕自己不要過于熱心用自己母語所撰寫的作品,尤其是詩歌,那會讓他浪費自己的大部分時間,甚至荒廢他的大部分德行。

    &rdquo他在另一段裡告訴我們,至少就詩人而言,他認為他們影響甚壞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們作品裡過于強調愛的情感。

    當他探讨耶稣會神父們自己寫的悲劇時,他說,在悲劇裡,&ldquo世俗之愛不應有任何地盤,哪怕這是一種貞潔的世俗之愛。

    同樣,婦女也不應有任何角色,無論她們如何打扮。

    必須記住,不可能一塵不染地處置灰燼下的餘火,餘燼即便已經全無火種,即便已經不再燃燒,至少也會弄髒雙手&rdquo。

    不僅如此,在這一點上,儒旺希無非是在重提《教育規章》中的一條正式辯護,是在對它做出評論。

    他然後又說道:&ldquo對于宗教教師來說,這項預防措施将會有利于他,使他沒有必要再去讀某些法國詩人的作品,這些詩人一心想的就是把柔情蜜意弄成自己劇作中的核心内容。

    再沒有比這類讀物更像是魔鬼作祟了。

    &rdquo事實上,文學中,尤其是詩歌和戲劇中,愛情享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也隻是晚近才出現的現象,是我們現代文學的特征。

    古代的詩人們還贊頌許多其他的激情。

    我們的禮貌而優雅的社會仿佛是孕育我們文學生活的子宮,這種社會是在一些特定的背景條件下發展起來的,正是這些背景條件,導緻了愛情所享有的這種優厚地位。

    我們已經看到,這種社會以女性為中心,因此,在我們的作家眼裡,婦女對她們的目标的情感自然也就有了前所未見的重要性。

    這樣,在我們的文學裡,也就有了一種實實在在的獨特之處。

    不僅如此,由于在教會的眼裡,愛慕之情在一定程度上沾染了某種與生俱來的不道德性,所以我們不難看出,同樣一種不信任的态度為何會推展到贊美和頌揚着同一種情感的那些文學作品中去。

     這種說明隻能說部分讓人滿意。

    這是因為,即使人們對法國的詩人們還特别保持着一定的距離,那麼散文的作家們所得到的好感也不見得多多少。

    封禁想必還該有某種更一般的理由。

    我傾向于認為,這是某種原則的邏輯後果。

    這項原則長久以來一直是我們教育的根本,不僅如此,如果明智而審慎地解釋它,也有某些正當的理據,盡管就其通常顯現的那些形式而言,尤其是在目前情勢下顯現的形式而言,它是有悖情理的。

    我這裡指的就是這樣一條原則,它規定學術環境必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外在于時代精神,不緊趨時代的主流觀念,不與挑動人們種種激情的時代主流觀念站到一起。

    甚至到了晚近,19世紀的文學,以及某種程度上的18世紀文學,在我們的中學裡都是一項禁忌,就好像耶稣會學院對待17世紀文學的态度一樣。

    一種文明,除非它與當世保持一定的距離,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一種古樸的性格,否則将不會産生任何具有教育價值的東西。

    這已經成了某種自明之理。

    人們以懷疑的眼光看待現在,教育者竭力要把孩子們的眼光從現在轉移開。

    人們含蓄地承認,現在的現實隻因為它是現在,所以更加醜陋,更加平庸,更加肮髒。

    人類将自身理想化的程度是與它複歸過去的程度成正比的。

    我們稍後将會看到,這種原則是如何在耶稣會士中有效地确立起來,會看到它如何從耶稣會士教育理論的最本質特征之一中演化出來。

     正因如此,古典文學幾乎徹底排斥了民族文學,成為耶稣會教育的全部素材。

    但是,對于希臘文和拉丁文的研習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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