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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會士們的宗旨絕不在于讓學生熟悉古典文明，有能力理解古典文明，而完全在于教會他們用希臘文和拉丁文說話寫作。
這就說明了指定的書面作業為什麼如此重要，為什麼會具有這樣的性質。
這也說明了在文法班上，為什麼主要是散文體寫作。
它比拉丁文翻譯重要得多，後者幾乎不怎麼練習。
這就說明了體裁練習的量為什麼這麼大，形式為什麼這樣多。
這種态度甚至影響到講解的具體方式。
儒旺希神父為我們留下了一些關于拉丁文作者的講解範例；隻需讀一讀這些講解，就可以看出，講解者的主要目的就是讓學生欣賞作者的拉丁文及其文學體裁，鼓勵學生們仿效這些特性。
耶稣會士為自己選下的目标，遠不是力求讓自己的學生們重新思考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思想，遠不是希望學生們浸浴在古典時代的精神之中，可以說，他們的目的恰恰相反。
這是因為，他們已經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把自己放在了一種矛盾的處境中，而他們也看不出有什麼别的辦法能夠從這種處境中解脫出來。
因為人文主義蔚為時尚，因為古典文字已經成為某種不折不扣的崇拜的對象，作為對其時代的精神始終保持敏感的耶稣會士，也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那樣，必須表現出某種形式的人文主義，甚至是相當不容妥協的人文主義，因為隻有希臘文和拉丁文被允許進入他們的學院。
但是，我們已經說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也充分地認識到，人文主義對信仰構成了一種威脅，在教授異教文化的學校裡期望塑造基督徒的靈魂，這可是有實實在在的危險。
這兩種相互矛盾的要求如何能夠協調？當耶稣會士們使自己成為異教文學的辯護者和注釋者，他們又如何同時實現自我設定的使命，也就是辯護和捍衛信仰？
隻有一條途徑可以解決這種對立，用儒旺希神父的原話來說，就是用一種特定的方式來講解古典作家，&ldquo縱然他們屬于異教和世俗，也要讓他們成為對信仰的贊頌者&rdquo。
讓異教文化服務于對基督教倫理的贊頌和倡揚，是一項大無畏的事業，看起來也是相當地艱辛。
盡管如此，耶稣會士們卻充分相信自己有能力嘗試這項事業并最終取得成功。
隻是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才有計劃地改變了古代世界原本的性質。
他們不得不以一種特定的方式來揭示古希臘羅馬時期的作者們，這些作者所是的那種人，以及他們為我們描繪的那種人。
在這種揭示方式下，那些人身上一切真正異教的東西都被遮蔽了，讓他們成為某個特定時代、某個特定城邦裡的人的一切都被遮蔽了，就是為了隻突出他們身上那些單純作為人的特性，适用于所有時代、所有地點的人的方面。
關于羅馬和希臘的一切傳說、傳統和宗教觀念，都是本着這種精神加以解釋的，被賦予一種任何合格的基督徒都能夠接受的特定意義。
因此，耶稣會士們讓他們的孩子們生活在其間的那種希臘羅馬環境，已經被掏空了所有專屬于希臘或羅馬的東西。
它變成了一種非現實的理想化環境，其中充斥的那些人物，雖然毫無疑問是以曆史的方式存在着的，但表現他們的方式卻仿佛沒有任何曆史性的東西。
他們現在成了單純的人物形象，承載着特定的德行與邪惡，以及人類種種的偉大情感。
阿喀琉斯就是英勇無畏；尤利西斯就是聰敏審慎；努馬就是虔敬國王的原型；凱撒就是雄心勃勃之人；而奧古斯都則是威權在握、熱心問學的君主。
注217諸如此類非具體化的一般類型，可以很容易用來例示基督教道德的規誡。
事實上，至少在很長一段時期裡，耶稣會學院裡多少可以說完全缺乏任何形式的曆史教學，這就使他們更容易這樣來去除對于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繼承。
他們甚至對文學史也是一無所知。
在講解作者們的作品時，沒有任何人會費神去關注作者的性格，他的生活方式，以及他與其時代、環境和先輩之間的關聯方式。
他的曆史人格是那樣微不足道，以至研習的不是一位作者，甚至不是一部作品，而是篇章選段，這也成了正常的情形。
這些片斷是這樣地零散脫節，個體性在其中總是比較地分散乃至消解，從這樣的片斷當中，又如何能夠形成一幅關于具體的人的畫面？這些片斷中的每一個看起來幾乎都隻不過是一種被割裂出來的文學體裁示例，忠實地複制了特定的權威。
現在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耶稣會士們，也許在較小程度上還有其他許多教育家，為什麼往往會賦予過去，遙遠的過去，一種比現在更大的教育價值。
這是因為，過去，至少當曆史科學還沒有相當的發展，還不足以幾乎就像表現現在那樣精确而具體地呈現過去，那麼在這段時期裡，由于我們是從遠處來看過去的，所以過去在我們眼裡，自然就顯得模糊不清、流變不定，更容易根據我們的意願來塑造。
它構成了一種更具可塑性的彈性質料，我們甚至可以根據适合我們自己的标準，轉換過去的形式，展現過去。
因此，也就更容易出于教育的目的來歪曲它。
對于來自前朝往世的這些人與事，我們加以裝點美化，卻不曾認識到我們正在自欺欺人，隻是為了把它們轉換成我們可以拿來給年輕人效仿的典範。
而現在，由于它們就在我們眼前，所以也就一定會引起我們的注意力，不容易受到這種重新修飾的作用。
我們在看待現在時，幾乎不可能不一起看到它的醜陋、平庸、害處與缺陷。
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在我們看來，現在也不怎麼能夠适應我們的教育宗旨。
就這樣，在耶稣會士的手裡，古希臘羅馬時代成為一種基督教教育的工具。
而他們想必沒有能力以同樣的方式運用自己所處時代的文學，因為這種文學蘊含着一種針對教會的反抗精神。
為了實現他們的目标，耶稣會士們就想逃離現代，在古代那裡尋求庇護，在這種做法裡隐藏着他們很強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