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講裡我們看到，耶稣會政策的普遍原則之一，是如何體現為尊重時代的品位和觀念，以期更好地指導這些品位和觀念的發展。
而我們發現，這項原則也是他們教育理論的根本所在。
因為古典文學得到了有教養的公衆的青睐，所以耶稣會士自己也轉而成為這方面的愛好者。
但他們之所以要倡揚人文主義，隻是為了能夠遏制它，疏導它，杜絕放任自流的後果。
無拘無束的人文主義正在逐漸導緻異教精神的某種複興。
而耶稣會的任務就是要把它轉變成基督教教育的一種工具。
盡管如此，要想實現這一目标，他們不得不去除了古典作者的作品中幾乎所有的積極成分；他們不得不清除這些作品中的異教精神，隻保留它們的形式，從而讓這種形式可以為基督教精神所激發。
因此，耶稣會士們的人文主義注定是一種可以想象到的最絕對的形式主義。
簡單來講，他們對于古代的所有要求，既不是它的那些觀念，也不是看待世界的特定方式，而是詞語、動詞搭配、體裁範例。
他們研究古代，并不是為了理解古代，讓其他人來理解古代，而是為了能夠說它的語言，一種已經沒有人說了的語言。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說耶稣會士在某種意義上認識到了文藝複興的教育理念，即使如此，他們也沒有實現這種理念，倒是已經肢解了這種理念，使它變得貧乏無味。
在他們的手裡，這種理念喪失了自己構造中的本質要素之一：對學識的熱愛。
我所指的還不僅僅是拉伯雷和當時那些傑出的百科全書編撰者們所體驗到的對于全知的渴求，在耶稣會士的教育體系裡，沒有半點這種渴求的蹤影，這一點太顯而易見了。
龐大固埃為了滿足自己對于知識的難以餍足的胃口而坐下來享受的盛宴，已經被清除一空。
但是，即便是似乎更直接地激發了耶稣會士的靈感的那些教育理論家，即便是伊拉斯谟，所設想的人文主義也不是完全沒有廣泛的實質性知識。
這是因為，為了能夠理解和闡釋古典作者，就必須熟悉他們浸浴其中的古典文明。
實際上，我們也能回想起伊拉斯谟要求未來的教師們所應掌握的那許許多多種學識。
事實上，16世紀這些傑出的人文主義者們，對于古代的熱愛還是毫無保留的。
他們是出于古代本身而熱愛古代，是熱愛整個兒的古代。
因為他們發現，他們孜孜以求的那種禮貌文化和優雅博學的理念，已經在古代文明裡實現了。
他們已經發展出了一種具有一定異教成分的靈魂，卻不曾認識到它，自己不曾承認有它的存在；結果，他們對有關這個古代世界的一切都充滿了好奇，在這個世界裡，他們在想象之中度過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時光，并且感到自己仿佛享有了城邦公民的種種權利。
希臘羅馬的文明史也就是現實當中這些人文主義者的文明和曆史。
然而，上述這些對于耶稣會士們來講都不适用。
他們倒也把孩子引入了同樣的環境，認為自己的職責就在于照看孩子，讓孩子在那種環境下始終保持一個道德角度上的陌生人。
對于他們來說，如果孩子對那種環境下所說語言的機制能夠有透徹的了解，也就足夠了。
要實現這一目的，古代的學問知識都顯得多餘了。
因此，對于耶稣會士們來講，學問知識的角色就是非常次要的。
我們已經有機會指出，他們并不教授曆史。
當然，教師在講解的時候，也不得不順帶傳授一些零零散散的曆史或考古方面的信息。
如果問題涉及偉大諸神，他會說明羅馬人是怎樣看高貴威遠的衆聖靈的；如果師生們碰到&ldquoclipeus&rdquo（盾牌）這個詞，他就會描述不同類型的盾牌，一一介紹它們的形狀和用途。
但是教師們被告誡，留給學識的位置隻能是有限的。
根據《教育規章》的指示，這種練習屬于一種娛樂，更适于消遣，因此該留到學術假期裡進行。
《教育規章》談到修辭教學的第五節說道，&ldquo假期裡，可以時不時以和某位史家或詩人有關的學問之事自娛&hellip&hellip這樣即便沉湎其間，也會适可而止。
&rdquo這裡，我們看到了唯一一項體現這種教育最初設想的特點的具體學習。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正如我們所預想的那樣，當文藝複興的教育理論落實到學術實踐中時，并沒有遵循舊有的模式，并沒有變得更加寬泛、更加複雜，反倒是變得更加偏狹、更見局促，更具排斥性，并且嚴格來講，也更顯極端了。
我們已經指責過人文主義染上了某種形式主義；而在耶稣會士手上，這種形式主義甚至變得更加明顯，古代不再是人們出于心靈的感應和好奇，滿懷摯愛加以研習的東西，而成了一所單純的學習體裁的學校。
與此同時，文藝複興設想的那種教育所具有的貴族性質，也隻是變得更加明顯了。
如果一種教育唯一的宗旨就在于教授一種語言，而這種語言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已經不複使用，那麼，這種教育又能夠有助于什麼有用的目的呢？當然，耶稣會教育也有一點特征，就是深深的現實主義取向，因為他們首要的追求就是讓自己的學生們成為尊崇傳統的虔誠天主教徒。
因此，在文藝複興的教育家們看來，古典文化的價值在于其自身，他們之所以贊頌這種文化，就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迄今所知最精雅的文化；而在耶稣會教育興起之後，這種文化就被用于實用性的目的。
但是，它在服務于這項目的的時候是不考慮自身的；它是在精巧的強制作用下從屬于這項目的的。
就其本質而言，人文主義會對加到它身上的用途感到反感；結果，它在方方面面都超過了、淹沒了指派給它的目标。
要想成為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徒，絕無必要成為一位維吉爾或西塞羅的高超摹仿者，絕無必要成為通曉演說格律或拉丁韻文所有奧秘的行家裡手。
這一點再明确不過了。
耶稣會士的教育所培養的那些素質，在信仰上的用途絕不比在市民生活中的用途多半分。
一句話，這是因為人文主義對耶稣會士們來說，就是一種帷幕，他們在這帷幕後面追尋着自己的目标，人文主義本身更像是實現這項目标的某種手段。
在這樣的狀況下，這種教育又何以大獲成功呢？與此同時，在巴黎大學各學院裡還有那許多可以利用的東西，它卻如此迅速在與後者的競争中占據了上風，我們對此又如何解釋呢?
事實上，正當耶稣會士們感到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