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制定一套詳細的章程，也就是《教育規章》，以此确定他們教育理論的原則時，巴黎大學這方面也制定了同樣類型的法典。
這就為我們對這兩類教育進行比較提供了便利條件。
亨利四世感到，新的時代要求對巴黎大學陳舊的課程體系進行一番徹底重造，于是在1595年任命了一個委員會，包括一些教師、行政官員以及在俗教士，任務就是起草新的章程。
最終在1600年頒布了這套章程。
這套新的規章作為巴黎大學的章程，一直延續到舊制度結束之時。
如果拿它和《教育規章》中的内容相比照，就會注意到，兩種觀點之間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差異。
教育的根本宗旨就是要教會人如何寫作；而方法就在于作文練習和對古典作者的講解。
一個學習日包括六個小時，一個小時用來講解和背誦規則（文法規則或修辭規則），其他時間都用來閱讀、講解或體裁練習。
和在耶稣會士那裡一樣，講解的不是拉丁作家就是希臘作家，這裡也不曾提到任何一位法語作家；和在耶稣會士那裡一樣，拉丁文也是學院裡唯一允許使用的語言。
就連年級的劃分也有明顯的類似之處。
當然，一開始，耶稣會學校隻有五個年級，但随着時間的推移，五年級又分成了兩個級别。
這裡，隻有一些比較次要的差異。
我們已經看到，耶稣會學校的學生們成天忙着做一批一批的書面作業，而巴黎大學在這方面就沒有這麼嚴格。
學人們隻需每周向學院的院長呈交三篇希臘文或拉丁文的散文。
結果就有了更多的時間花在講解上，其實他們在課堂上花的時間比耶稣會學校更多。
不僅如此，與耶稣會學校的慣例恰恰相反，對文本的講解是就其整體來談的。
巴黎大學的改革者之一裡歇（EdouardRicher），在防止巴黎大學徹底被新組織淹沒的努力中，他或許是居功至偉的一位。
他反對&ldquo删改書籍&rdquo的做法，說這會&ldquo導緻年輕人學不到半點連貫或完整的東西，學不到半點能夠形成完善、完成了的整體的東西&rdquo。
這表明，巴黎大學的教師們在看待古典作者的時候，不是一味考慮零散篇章以供研習&mdash&mdash仿佛是具有非同尋常的權威的完好摹本，而是清醒地意識到，一部作品自有其統一性，必須讓學生們對此有所領會。
更重要的差異來自于巴黎大學對于研習古代所持有的心态。
我們已經看到，耶稣會士們是滿懷焦慮與狐疑地讓自己的學生們接觸古代的，他們竭力想向學生們隐匿古代的某些特征，包括最重要的特征。
而巴黎大學的教師們則更接近文藝複興時期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們的思想。
他們對異教文化并不感到恐懼，而是充滿自信地去學習它，并沒有什麼隐秘的動機。
他們絕沒有感到必須去除它的某些本質特征，以便讓它不那麼具有危害。
這種自信主要來自于一種曆史的幻覺，是眼光更為清晰的耶稣會士所不曾具有的。
對于這兩種文明之間存在的距離，耶稣會士的感覺非常清晰：一種是通體滲透着幸福倫理，另一種則貫穿着相反的原則；一種認為快樂無論做何理解，總歸是德行的另一面，另一種則神化受難，頌揚受難。
與此相反，巴黎大學的教師們盡管并不是異教徒，卻也具有這樣一種基督教道德觀，更簡單，更直接，更切近塵世。
因此，他們真誠地相信，他們正在古代那裡重新發現這種道德，因此也沒有任何理由對它抱以不信任的态度。
在這一點上最能說明問題的，就算是洛蘭寫的那些方面了。
盡管他寫作的時間是18世紀初，而當時的曆史科學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他和賀拉斯一樣，也認為在荷馬那裡，&ldquo有一種比最傑出的哲學家的著作裡更純粹、更嚴格的倫理&rdquo。
他告訴我們怎樣能夠從荷馬那裡學會為什麼必須尊重神靈、帝王或家庭。
他完全清楚地認識到，在詩人向我們所做的關于異教諸神的描繪中，有一些任何合格的基督徒都無法接受的錯誤想法。
他寫道：&ldquo必須承認，他給了我們一種奇怪的關于諸神的觀念。
他們相互争吵，彼此攻讦，以怨報怨。
通奸，亂倫，最令人憎惡的罪行，在天界都不再是邪惡的勾當，甚至在那裡成為榮耀。
&rdquo但他也同時指出，這裡也不難看出一些别的東西。
他說，還是有一些至關重要的宗教真理，&ldquo其實質已深镌人心，一種恒久普遍的傳統已永存人心&rdquo。
他想通過這種方式，從荷馬那裡的宗教中區辨出一種對于一位至尊之神的信仰，這位至尊之神獨一無二，無所不能，它的神旨也就規定了世界的命運；再有就是關于天命和靈魂不朽的觀念；他還說：&ldquo我們正應該拿這些至關重要的宗教原理，來引導年輕人的注意力。
&rdquo因此，基本上來講，洛蘭和巴黎大學都是在不知不覺之中，本着一片真誠，做着耶稣會士們本着工于心計的一時之策而做的事情。
他們在向自己的學生描述古代人的時候，也不是描述古代人真正所是的樣子，而是剝離了所有的局部性色彩，去除了古代人身上所有主要的具體特征，仿佛這些古代人是耶稣降臨之前就存在的某種基督徒。
他們在古典文明那裡所尋求的，就是在他們看來構成所有人類文明的共同基礎的東西。
他們和耶稣會士之間的唯一差異就在于，他們是按照自己确實看到的樣子來描繪事情的，絕不認為他們是在訴諸人為的修飾；而耶稣會士們則是在一定程度上刻意地沖刷真正的事實，以便讓它們以他們認為更合适的面目出現在學生面前。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一種立場上的差異，而未來就可以在這種立場上打造出來。
但是，這些差異歸根結底隻是程度和重點上的問題，而不是什麼原則上的分歧。
耶稣會和巴黎大學這兩方面都把古典的語言和文學看作是可以用來教化心智的最佳工具。
這兩方面都派給寫作技藝在教育中同樣的主導角色。
如果說大學一方對古希臘羅馬的人們産生的心靈感應更為真切，那也部分是因為他們從普遍人性的立場上來看待這些古人，而不是從使他們具體成為希臘人或羅馬人的立場上來看他們。
當洛蘭談起儒旺希神父時，那種口吻就更清楚地體現出這兩套體系之間并無任何根本性的歧異。
洛蘭對儒旺希神父的論著毫無保留地表示了敬仰。
他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