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一講中表露出這樣一個結論：耶稣會士們除了對于意志的教育，在其他領域并沒有表現出任何的獨創性。
這是因為，在這一點上，他們是在追求一種他們所特有的目标，是巴黎大學的教師們不可能持有的。
他們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将自己的學生們塑造成天主教會的忠誠仆役，羅馬教廷的虔誠臣民。
巴黎大學的教師們自己倒是合格的基督徒，合格的天主教徒，把緻力于宗教情感的維持與培養看成是自己職業義務的一部分。
但是，由于他們看待宗教的那種特定方式使然，他們并不把宗教教育當作一件非常複雜的工作而予以重視。
在他們想來，隻要正确理解了古典教育，就會自然而然、合乎邏輯地實現完滿的宗教教育。
當然，他們也認識到，古代人并不是那麼富有天賦，能夠看到基督的真實存在中的所有榮耀。
不過他們認為，古人中的佼佼者還是可以隐約預見到這一點的，他們已經走在了發現的道路上。
鑒于這種想法，要想讓孩子的意志方向正确，要想向他揭示愛基督，引導他去愛基督，似乎也并不一定非得設立一整套特别的訓練方案。
這裡所需要的無非就是再将古代的觀念往前推進一小步，讓這些觀念變得更加清楚、更加精确，讓其中已經蘊含的種子繼續成長。
無需任何深層的震顫，也無需任何暴烈的努力，就可能從一種純粹思想性的訓練，從對古典文獻的研究，過渡到宗教性和道德性的訓練，過渡到基督教。
耶稣會的情況和這大不一樣。
他們清楚地意識到，這兩種文明之間相隔遙遠，意味着不同的意志取向，不可能從一種生發出另一種而不發生劇烈的斷裂。
對于耶稣會士們來講，關于古代的研習隻是基督徒生活的一曲前奏，一段有效的準備。
當然，他們也利用了古代，但隻是用作一道屏障，自己可以躲在後面，以便建造一套高度複雜的機械，旨在主宰學生的意志，灌輸給他一種心态，信仰的利益似乎要他們做出如此的要求。
正因為這一點，他們的紀律體系的個人性要比他們的教學體系強得多。
這是因為，紀律為意志的培養提供了一種理想的基礎。
因此，他們注定會以一種特定的方式來理解紀律，掌控紀律，以切合他們正在追求的那個特定目标。
他們并不是憑空創造出一些原則，自此之後便一直成為依據。
我們已經看到，這些原則是怎樣和時代的觀念聯系在一起。
但是，耶稣會士也确實是以系統而極端的方式發展了這些原則，從而使它們成為屬于自己的原則。
他們的獨特之處就在于那些潛移默化、如影随形的方法，借助這些方法，他們塑造了孩子的靈魂，而不曾讓孩子有能力抗拒自己受到的難似覺察的緩慢影響。
如果我們不考慮意志的教育，隻考慮理智的教育，也就是狹義上的教學，就可以看出，這兩種相互競争的體系之間的差異，是如何歸根結底隻是次要的。
兩種組織都大緻追求同樣的理念，隻是耶稣會士更為嚴格、更顯魄力、也更見偏執，而巴黎大學的教師們則比較溫和，更敏銳地意識到問題的複雜性，或許職業的熱誠也更少一些。
在這兩種組織裡，重要的都是通過摹仿古人來教授寫作技藝。
在這兩種組織裡，為了能夠以這種方式來利用古代，都得對古代進行連根拔除，使它和自己的曆史背景相脫離，從而使希臘人和羅馬人都被描繪成非人格化的模型，屬于一切時代、一切民族。
巴黎大學的教師們面臨自己對手的成功，最終開始采納對手們的方法，到這個時候，這兩種教育類型之間的相似性也就最終彙同了。
我們已經說過，1600年的改革隻要求巴黎大學的學生們每周呈交三篇作業。
但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事實上，這個最低限額很快就被突破了。
它足以讓人回想到，僅僅在大約20年前，我們公立中學裡的書面作業還幾乎不比17世紀耶稣會學院裡曾有的數量來得少。
與此類似，耶稣會士們創造的整個競争體系，包括它那些沒完沒了的作文，它的當衆背誦，以及它的各種獎勵，幾乎都原封不動地移入了巴黎大學。
就連巴黎大學裡的頒獎，也發展得過多過濫，這是若弗魯瓦在19世紀初所抱怨的。
他說：&ldquo學校裡的功課已經大大松懈了，但對于功課的獎賞，各種頒獎，卻是成倍地增長：它們被大量地分發。
&rdquo注220
因此，直到18世紀下半葉，當新的觀念開始嶄露頭角時，舊制度其實還隻知道一種精神理念，在長達兩百多年的時間裡，一直就在基于這種理念塑造着法國的年輕人們。
在這漫長的時期裡，隻出現過一次比較重要的創新，我們将會看到，這場有限的創新并沒有導緻我們剛才描述的教育觀有任何根本形式上的改變。
将近17世紀中葉的時候，在巴黎大學和耶稣會之外，又建立起一種新型的學術機構，與前兩個相互對立的組織沒有任何牽連。
不管怎麼說，這是一個不怎麼起眼的機構，它的存在極其短暫，但依然成功地對我們中等教育的發展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1643年，當時被稱為&ldquo波爾羅亞爾的紳士們&rdquo的一些人，在波爾羅亞爾谷地（Port-Royal-des-Champs）附近，開辦了一些&ldquo小型學校&rdquo（PetitesÉcoles），不過三年後（1646年末或1647年初）就轉遷巴黎，搬到聖多米尼克·唐斐（Saint-Dominique-d&rsquoEnfer）街的偏僻街巷裡。
直到1650年，這些學校還很興旺。
但此時爆發的内戰以及種種的艱難，又迫使它們遷回鄉村。
到了1660年，由于耶稣會的陰謀，它們最終關閉了。
所以說，它們隻持續了大約15年。
不僅如此，如果我們還記得，根據聖伯夫的估算，它們各自同時所能容納的孩子很少超過50名，我們就會認識到，它們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