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個人，而是蘊示着抽象類型的類屬化指稱：有些名字專指男仆（司卡潘注222b），有些專指戴了綠帽子的丈夫，還有些專指墜入愛河的少女。
因此，就出現了對于地方色彩的厭惡，不管是在人物服裝上還是在舞台布景上。
所刻畫的事件也都發生在某種抽象理念的環境中，外在于具體的時間和空間，因為它仿佛屬于一切時間和空間。
這種看待事物的方式，逐漸在我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盡管我們最近努力要解脫出來，但我們的文學依然帶着它的印記，哪怕這種印記越來越黯淡了。
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它是不是法國人心态中某種内在趨向的結果？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就不得不面對這樣一樁事實：在文藝複興揭開序幕的時候，人們看待世事人情的方式可是相當不同的。
拉伯雷筆下的主人公與高乃依筆下的主人公之間相距何其遙遠，前者極其複雜，後者則顯得既抽象，又簡單。
那麼，在這期間，可能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呢？
如果你考察我們教育方面古典主義時代的心态，就是當這個偉大的世紀開始時，在将近一百年的時間裡，耶稣會學校和巴黎大學中曾經實施的那種教育，你就不會再驚異地認為這是某種無法解釋的獨特之處了。
就拿耶稣會學校的學生來講，他的生活與古代人始終保持着精神交往，盡管如此，訓練他的目的卻不是為了要他注意到，在古代人身上，都有哪些東西能夠算得上是希臘人或羅馬人的特征。
人們指點給他看的這些人身上的那些方面，看起來就和他在自己身邊看到的那些人沒有什麼分别（除了宗教信仰）。
似乎有同樣的普遍情感在促動着古代人和現代人，也似乎有同樣的思維習性在指引着他們。
那麼，如果說這一類相隔遙遠的人與他自己眼裡能夠看到的人差别如此之小，他又如何能夠獲得這樣的觀念，認為人類随所處時期的不同而各有差别，人類是多種多樣的，這種多樣性是實在的、深刻的？他又如何得知根據具體的時間與空間，人類會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争論、感覺和行為，會受到不同的心态和其他種類的邏輯的主導？
與此相反，每一樣事情都傾向于讓年輕人維持這樣一種信念：人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樣的。
在曆史的進程中展現出來的種種變遷，可以化減成表面外在的調整；人們完全可能穿着不同的服裝，住着不同的房子，操着不同的語言，遵守不同的習俗，但是，就其根本而言，他的精神生活無論何時何地都會保持一緻，沒有任何本質上的變異。
在離開學校的時候，不可能不認為人性是某種永恒的實在，不可變易，不可變遷，獨立于時間與空間，因為它不受不同時間和不同地點裡維持的多種條件的影響。
以這種方式教育出來的頭腦，會有一個缺陷，沒有能力領悟曆史中正在變動和可以變動的那些要素，隻能夠按照已經被教會的樣子去描繪人的形象，也就是以最一般、最抽象、最不具有個人化的形式出現的個人，這難道還不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嗎？至于構成我們每一個人獨特本性的那些多重的、複雜的特性，那些使一個國家、一種處境裡的人和另一個國家、另一種處境裡的人互不相同的東西，都被認為隻是補充性的細節，即使忽略不計也毫無害處，實際上，最好就是以抽象的方式呈現出來，以便把握根本的東西，不變的東西，普遍的東西。
作為人文主義的産物，理智的教化就是這樣不可避免地促成了一種特定的心态，它依然是我們民族文學的特征之一。
甚至我用來描述耶稣會士讓他們學生沉浸其間的那種不現實的人為環境的術語，也同樣可以用來界定17世紀文學讓我們浸透的那種理想性和抽象性都毫不遜色的環境。
這種獨特性不僅影響了我們的文學生活，也在我們整個的思想氣質和道德氣質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首先，我們骨子裡的那種世界主義，顯然就是從這裡生發出來的。
當一個社會已經被以這種方式訓練，在理解人的時候隻從他最一般、最抽象的化身着眼，而不考慮任何有關其民族或曆史方面的偶然屬性，那麼這個社會就隻能夠贊成适用于整體上的人類的理念。
因此，從這方面來看，法國人隻能是從不那麼具有狹隘民族性的角度來設定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問題，以此避免與自己的精神本性相違逆。
當他在立法的時候，他認為是在為整個的人類立法，因為人類是唯一真實的實在。
人類所呈現的各種表面形式，使它在曆史的不同環節上各有其具體表現的那些形式，并不值得引起哲學家和政治家們比詩人們更多的認真關注。
正因為這一點，當立憲者着手起草他們認為最基本的自由權利清單時，他們會宣稱自己并不是為了作為生活在18世紀的法國人的他們自己，而是為了生活在任何時間、任何地域的任何人。
事實上，在盎格魯&mdash撒克遜和日耳曼各民族那裡，新教的進展迅速遏制了人文主義的影響，人文主義的根基就不如在這裡紮得這樣深，所以在那些民族身上，對于民族獨特性的意識也就敏銳得多。
這就清楚地表明，在這種普遍主義、精神上的世界主義與古希臘羅馬文化之間，确實存在着某種關聯。
我的意思并不是說，英國或德國比法國更具有集體性的自我關注傾向。
我們也有屬于我們自身的一種自我中心主義。
我隻是想說，對于不同民族類型之間存在的實在差異，對于政治家應當考慮的那些差異，他們的意識要比我們來得敏銳。
這就是事情的另一面。
人本身，整體的人，就是被化約成最一般特征的人，無論在哪裡找，都能找到具備這些特征的人。
根據具體情境的不同，人們也會有各種呈現自身的具體形式，而人就是從這些具體形式中提取出來的一種抽象。
這樣一種觀念必然屬于一種極端的簡化，因為它已經被系統地剝離了任何有可能使它變得複雜的東西。
活生生的具體個人屬于這樣那樣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