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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講 關于古典教育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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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那樣的階級,是某種特定傳統和社會背景的産物,複雜性就寄寓在這樣的個人身上。

    紛繁多樣的特征在他身上縱橫交錯,根據它們組合的方式,創造出他本性中真正屬于他個人的東西,因為在現實中,他的複雜性是無限的。

    與此相反,一種類型越是一般化,他所擁有的特性也就越少,因為隻有這樣,這種類型才能夠适合大量各個相異的個人。

     16、17世紀,甚至18世紀,在法國的學院裡找到的那種教育,隻讓孩子熟悉人間世界(因為物理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世界是被排除在教育之外的),但也隻是讓他熟悉人類的那些最一般的特性。

    這樣的教育顯然會将心智持久地囚禁在一種特定環境中,其中完全隻有抽象概念,簡單化的類型和類屬化的實體,結果,人們就隻能通過抽象、概括和簡化來進行思考。

    這是因為,要想說服理智按照複雜性确實所是的樣子來理解這些複雜的表現,要想讓理智發揮應有的功用,充分地理解這些複雜表現,至關重要的是,它得意識到它們的存在是一種現實的存在。

    另一方面,如果從孩提時代就開始訓練心智,讓它将所有的複雜性都看成隻不過是表面外在的東西,那麼心智就将不可避免地調轉頭去,對其視而不見。

    心智會按照它所想象的樣子來思考事情的形貌。

    要想讓它擴充自身,就必須讓它面對大量豐富的素材,它必須感到需要去理解這些素材。

    與此相反,如果長期的習性已經使它習慣于隻去理解那些初級、簡單、狹隘的東西,不需要任何艱辛的努力去理解它們,那麼心智就會萎縮,逐漸變得狹隘。

    正因為這一點,一種教育如果完全是像數學一般精确,那麼從思想的角度上來講是極其危險的,因為它使心智不适于思考抽象概念之外的任何東西。

    人文主義者的教育也不能避免産生同樣的效應。

     我們民族的天才們本質上的缺陷之一就來自于這一點:我指的是極端的過度簡化的脾氣,是一種數學般精确的心态,在我們身上灌輸了一種自然的傾向,認為所有那些太複雜的現實,無法容留在我們貧乏的理解範疇中的現實,都應該予以摒棄。

    事實上,人文主義教育在17世紀達到鼎盛階段,正是在簡單化傾向的教育開始在我們的學院裡設立的一個世紀後。

    也就是說,簡單化傾向的教育與人文主義教育是接踵而來的。

    這就明确地證明了簡單化傾向與人文主義教育之間的關聯。

    實際上,今天人們普遍同意,我們在笛卡爾(拉弗萊歇學院的前學生)那裡看到了&ldquo路易十四時代&rdquo精神的最高體現。

    在笛卡爾的哲學裡,我們看到了通用數學,看到了對于法國式簡單化沖動的系統闡述。

    我們知道,對于笛卡爾來說,為什麼除了單一、同質和幾何的向度,關于物理實體就沒有任何實在的東西了。

    至于生活當中所包含的難以計數的屬性,萬事萬物的個别性,在他看來純屬表象,是光與影造成的假象,缺乏持久性和實在性,就好像他認為意識的整體單單在于抽象和非個人化的思維一樣。

    我并不想說,學院中提供的教育是危害的唯一緻因。

    但可以肯定,這種教育大大促進了這種結果。

    如果這些學校中毫無旨在刺激對于多樣性與複雜性的認識的東西,那麼,這種認識又為什麼沒有能夠從學校中根除呢?如果沒有任何切實的營養在滋潤,對待學生們依然是拔苗助長,思想的枯竭又如何得以避免呢? 現在,我們可以充分地認識到,這種教育體系對我們的民族氣質産生了多麼大的影響,從而也對我們的曆史産生了多麼大的影響。

    這是因為,這種心智狀況導緻我們從一種特定的角度來看待事情,強加給我們一種思想上的盲視,看不到整個兒的現實領域,這樣自然就會對我們的實踐活動産生某種影響。

    具體來說,19世紀人們的那種抽象個人主義就是從這裡生發出來的,包括他們的原子論社會觀,以及他們對于曆史的蔑視。

    那麼這是不是意味着危害就不曾帶來半點平衡性的好處?當然不是。

    簡單化的心态幾乎必然會導緻理性主義,而推理力本身其實就是一種權力。

    當一個人完全浸透在這樣一種信念中,認為萬事萬物都是簡單的,或者都可以化約為簡單的構成要素,那麼他也就會相信,任何事情都是清清楚楚的,都可以轉換成明晰的術語來表達。

    因此,理想是不會受到絕望的打擊的,它拒絕承認現實中包含有什麼不可還原的含混的東西,難以理解的東西,從而使自己對這些東西毫無主宰能力。

    但是,如此高遠的理性主義,卻隻不過是建立在一種幻覺的基礎上,也就是認為複雜僅僅是一種表象。

    這樣一種理性主義是相當粗陋的。

    理性必須獲取足夠的力量,從而既保持對于自身的信心,又同時清醒地意識到,事情是複雜的,事情的複雜性也是實實在在的。

     因此,在我們的教育體系中,必須得有一場徹徹底底的轉型。

    但隻是到了18世紀末,人們才開始感覺到這種需要。

    在這段時期,我們的學術史揭開了一個新紀元。

    這是第三個時代,也是最後一個時代。

    實際上,如果我們不考慮加洛林時代,不考慮這個預備階段和初級階段,那麼,從這場遠征開始,至今我們所走過的道路,主要包括兩個階段。

    首先是經院哲學時期,從12世紀到14世紀。

    然後是人文主義時期,從16世紀到18世紀末。

    我們整個的學術組織機制都得自于第一個時期:大學,院系,學院,學位,考試,這些都是從那時候發展而來的。

    而從第二個時期那裡,我們得來了文學課程體系,這套課程直到晚近還在奠定着我們所有思想教育的基礎。

    在大革命前夕,第三個階段開始了。

    人們開始努力用曆史和科學方面的學習來補充文學學習。

    這個階段已經開始了一個半世紀,并且依然和我們在一起。

    我們還沒有從這個階段當中走出來,它還在影響着我們的自我。

    現在,我們就來研究這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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