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ash&mdash中等教育的界定
在上一講裡，我們已經到達了19世紀的門檻邊。
在那個時候，大革命的成果在存在了短短六年之後（共和四年至共和十年），撞上了執政府的強硬反抗。
國民公會創建的中央學校從此消失，我們已經看到了它那或許有些早熟的新穎性。
舊式的學術組織形式有所改革，用的名稱多少有些新鮮，叫作&ldquo公立中學&rdquo和&ldquo市鎮中學&rdquo。
最後一點，拉丁文重新獲得了它過去的那種主宰地位。
事實上，出于一些純粹實際性的緣由，再也不可能完全剝奪科學知識已經獲得的存在權利了。
盡管如此，它的位置又重新回到了15年前的原樣，一切又都不得不重新開始。
這種複辟開始僅僅幾年之後，就發生了一場重大事件，主導了19世紀整個學術曆史。
我這裡指的是把全國所有的教育機構彙集到單一一個機關内，而這個機關又直接依托中央權力，對教育全權負責。
根據1808年3月7日頒布的一項法令，創建了法蘭西大學。
注260這種法團的觀念是大革命已經努力要廢除它的一切形式的，這時候卻又重新冒了出來，隻是形式更加拓展，有所轉變，适應了國民生活的一些新情況。
曾經互不相連的地方法團，也就是各省原先的大學，而且也是排除了初等教育的法團，從此被一個單一的法團所取代。
這個法團覆蓋了整個國家，涵括了學術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各級各類的學校和教師。
所以，探讨一番是什麼引起了這種現象，肯定會很有意思，因為它當然不是靠拿破侖拍腦袋就想出來，就出現在世上并且羽翼日豐的。
我們可以去揭示許多有意思的話題：它是怎樣回應了那些需求，這些需求在大革命之前很早就存在，并且已經在拉夏洛泰和羅蘭身上找到了代言人；盡管如此，拿破侖是怎樣依然力圖要在這種新觀念上留下他自己的印記，把它設想成一個龐雜的俗人修會，一種由平民百姓組成的耶稣會，而總會長就是他自己；注260a這種構想新穎的體系是怎樣由于種種外在情勢的作用，即使始終受到監控，也脫開了拿破侖對它的希望，形成了屬于自己的傳統和面貌，獲得了自己獨特的性格。
同樣有意思的是搞清楚哪些原因導緻了國家壟斷的壓制，考察這種壓制造成的後果。
但是，不管這些問題是多麼重要，它們更關系着政治和對學校的行政管理而不是教學的曆史。
它們和教育理論的演進并沒有直接的關聯。
所以，我會把這些問題放到一邊，隻限于回溯課程内容和教學方法在19世紀的發展道路。
一旦着手回溯19世紀課程體系的沿革曆史，首先令人驚異的一點，就是它是那樣地不穩定。
至少先後出現過15套不同的課程體系。
格雷亞爾注261重新翻檢了所有多多少少改變了教育的法令、政令和通令；1802&mdash1887年，這類文件不少于75份，其中74份是在1870年之前頒布的。
課程的安排可以說是變動不居。
教育的一個方面，至少說是它的表面，尤其顯得變幻莫測。
這個方面就是科學教育。
有時候它擴張到覆蓋了各級教育，差不多平均分配在各個年級。
有時候又正好相反，它全部集中到一個年級裡，一般說來是最高的年級。
有時候，它幹脆被擠出了必修課程，淪落到額外選修的地步。
有時候，科學的課程合并到文學的課程裡，有時又和它們分開。
簡單說來，它們的處境就像是在始終不停地流浪。
這個事實意味深長，需要牢記。
今天的人們常常大驚小怪地抱怨，過去20年裡課程體系設置的變動過于頻繁。
人們甚至還把中等教育目前的危機怪罪到這些過多的更動上。
但是，出現這種缺乏穩定的局面顯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能把它歸咎給哪一個人或者哪一系列特定的背景。
相反，它是綿延整個世紀的一種慢性病，顯然是一些非人身的力量的産物。
它絕不是什麼病患的起因，而是病患所産生的效果，是它的外在症狀。
它沒有制造病患，而是揭示了病患。
如果說有那麼多各不相同的搭配組合被一個接一個地拿來嘗試，如果說它們常常是一個接一個地歸于破産，那是因為，直到最近，人們還拒絕承認，他們正在尋求療治的那種疾病已經發展到多麼廣泛、多麼深重的程度。
人們認為，為了把我們的中等教育重新确立在堅實的基礎上，隻需要适當地改變某些細節，更好地搭配所教授的各門學科，增加文學的地位或者科學的地位，或者是明智地平衡這兩方面的關系。
可是真正需要的卻是改變思想取向。
即使我們再沒有其他的理由要這麼想，這些持續不斷的更動也是我們最好的證據。
過分抱怨這些不停的更改，建議人們要保持耐心，這樣的态度最是空談無益。
面對一個發燒的病人，隻是建議他保持冷靜是不能治愈他的病的。
但是，和這種态度不同的是，應該是時候結束這些漫無目标的更動，理解它們将會導緻的那種教育，勇敢地面對問題，面對它實際的形式和完全的程度。
接下來，我們就要嘗試這項任務。
特别有一點因素已經大大助長了這種極端的混亂局面：這就是教育觀念形成過程中政治關注和政治偏見的介入。
從本書一開始，我們就已經看到，在古希臘羅馬時代的精神和基督教的精神之間，有一種天然的敵視。
在迄今為止我們經過的整個曆史時期中，可以說無時無刻不會出現那麼一位有學問的基督教神學家來指點世人，完全文學性的文化，尤其是所有素材都取自異教的文化，會帶來種種危險，威脅着信仰。
而現在，曆史奇怪地發生了扭轉。
從19世紀初開始，在大革命的餘波之中，人文主義和教會之間結成了一種聯盟。
不管是在社會政治事務上，還是在宗教事務上，不管是言之有理還是強以為詞，傳統主義的擁護者們都從舊時的文學教育那裡找到了對他們視為正确有益的教義或原則的最佳支持。
相反，在他們看來，科學教育是值得懷疑的。
從那時開始，各種派别、不同程度的自由派分子往往會倡導相反的理由。
結果自然就是教育在這兩種彼此相對的極端之間來回搖擺，就看是哪一個政黨在台上掌權，看是更傾向于面向未來還是立足過去。
執政府以及後來的第一帝國都為科學尤其是數學科學保留了相當地盤：在第一批國立中學裡，就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