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ash&mdash教育與人世
在前面幾講裡，我們已經确立了下面的命題。
首先，所有中等教育的對象都在于激發并發展一種思考能力，同時不企圖将它固着在任何一項特定的職業上。
因此可以說，如果一套中等教育體系的設計宗旨隻是要為一些具體的工作，比方說商業或工業，提供一種專門化的培訓，那麼這種教育體系的整個理念根本上就是相互脫節的。
觀念上搞清楚了這一點，我們也馬上得加上一句，憑空演練思考能力也是不可能的，這種思考能力必須指向具體的思考對象。
發展思考能力的唯一途徑，就是為頭腦提供具體的事物讓它思考，教給它如何從最便于把握的可能方向去理解這些事物，切近這些事物，告訴它要想得出清楚明确的結論，最好應該怎樣處理。
所以，當我說我們必須培養思考能力的時候，肯定不是說我們必須把心智交付給某種純粹形式性的所以也是空洞無物的文化。
我們所需要的是揭示出應該把心智運用到哪些現實要素上，因為這些現實要素必然決定着心智的發展。
培養心智的目标隻能在于養成一定數量的思維習慣和态度，能夠使心智對于最重要的那些事物形成充分的觀念。
而這些習慣必然與心智正在處理的事物的種類有某種共變關系，所涉及的事物種類不同，思維的習慣也會有所差異。
所以說，教育理論中首要的問題就在于搞清楚，應該将公衆的思維引向何方。
問這樣的問題，與已經主宰并繼續主宰中等教育的形式主義當然是相去甚遠的。
有兩種也隻有兩種主要的事物類型，可能成為思維的對象：一是人事的現象，一是自然的現象；一是心智的世界，一是物質的世界。
所以，我們必須問的第一個問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我們怎樣在學校裡教授那些必然牽扯到人的事情，也就是嚴格界定的那些&ldquo人文學科&rdquo？
這種側重研究人的教育并不一定需要平地起爐竈。
它已經在我們的學校裡存在了幾百年，甚至有很長一段時期，它是這些學校裡提供的唯一一種教育。
我們已經看到，如果從一種特定的角度來看，人文主義者為教育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恰恰是讓學生們反思性地思考人事，至于經院哲學家們就更是如此了。
現在我們該來評價這種還沒有被取代的教育，問一問為什麼它不再回應現代世界的合法需要，從而需要如何去改造它。
這種教育建立在兩項基本原則上。
第一項原則主張，不論何時，無論何地，人性都是同一的。
本質上來說，人性不會随着所處時代和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如何思考世界，如何在這個世界上行事，對于這些問題隻有一種正确的答案，普遍适用于整個的人類。
人們認為，這一點是不言自明的。
換句話說，人性不是曆史的産物，不是曆經漫長演進之後才非常緩慢地獲得它目前的形式的，也不需要繼續不斷地調适自己。
正相反，它的形式是從一開始便一勞永逸地确定下來的，不管人們居住在什麼地方，所遇到的形式都會是完全一樣的。
至于曆史向我們展現的人與人之間的那些多樣性，據說完全是因為事實上，這種根本上的人性從來也沒有能力确立自身最純粹的形式；不管在什麼地方，都有各種各樣的偏見與迷信寄生在它上面，讓它産生謬誤，讓它趨于朽壞，從而使觀察者看不清它，隻能看見表面上的變異，而不是不變的真正精髓。
人性被最徹底地掩埋在這層異在的淤積物之下的民族，就是最野蠻的民族。
而最成功地釋放出、彰顯出它本性的真實面目的民族，就是最高貴的民族。
18世紀的啟蒙哲學家們所孜孜以求的，正是要從不同文明的那些虛飾和欺騙之下，挖掘出這種雖被掩蓋但卻恒常不易的根本人性，因為隻有基于這塊不可撼動的基石，啟蒙哲學家們才能打造自己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
在他們看來，其他一切都像是流沙，在上面建造不起任何東西。
不僅如此，這種觀念也絕不是什麼18世紀的發明創造。
如果你真想追本溯源，恐怕不得不回溯到那些創制羅馬法的人，他們已經發展出一種觀念，其中的法律體系對于整個人類都可以同等有效。
不管怎麼說，這個觀念對于基督教來講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原罪的教義就意味着，由于某種特定的偶然事件的結果，人性已經堕落，所以必須借拯救之助來恢複自己的純粹形式。
但是，不管這種觀念有着怎樣的演變曆史，可以肯定的是，從文藝複興以來，人們就普遍對它信而不疑了。
人文主義者盡管利用了它，仰賴于它，但卻不是它的創造者。
如果接受了這項原則，那麼在人世方面，就有也隻能有一種教育。
這種教育就在于向孩子展現恒常不變的人性整體，讓他領會它的面貌。
但是，我們在哪裡可以找到這種人性整體，我們如何可以把握它?對于一個基督徒來說，隻有基督教本身擁有關于人是什麼的充足觀念。
因此根據一種無可指摘的邏輯，在教育孩子們關于人性的東西時，隻應該用基督教的教義，不應該允許其他任何學說體系來加以補充。
不過話說回來，我們也已經看到，不管基督教的處境曾經怎樣，從來也不曾達到自足的程度。
為了塑造出易于接受基督教觀念的心智，就必須教化這些心智；換句話說，必須将這些心智領入一種已經确立的文明之中。
而可能擔任這種角色的備選文明就隻有古典文明，尤其是拉丁文明，因為基督教正是從羅馬帝國裡發展出來的。
教會使用的語言就是拉丁文。
在拉丁思想和基督教思想之間，存在着不可否認的親和性。
所以說，人們很自然會把羅馬看作一個承天命所創的社會，在那個社會裡，人們第一次成功地實現了自我覺醒，認識到自己的真實本性，從而也就是認識到真正的道德和真正的宗教所依據的原則。
洛蘭說：&ldquo在尼布甲尼撒、注269居魯士、亞曆山大身上一一得到驗證之後可以看出，天命是多麼容易就傾覆了這些強大無比的帝國，又滿意地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帝國，并且是一個相當與衆不同的帝國&hellip&hellip它的力量就是一切偉大的人類德性的結晶，基于這些原因，也值得成為其他所有政府的典範。
&rdquo當然，拉丁文明并沒有成功地徹底清除自己身上那些謬誤，那要靠基督教的光芒來最終驅散。
不過，借助教會的教義，也足以把這些謬誤趕到陰影裡，填補它們制造出來的空隙。
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在羅馬帝國，根本的人性已經表現出了自己最臻完美的形式。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人文主義的第二點假定：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