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看到任何明确的奮鬥目标。
而在這裡，我們有了一種首要的目标，值得去通盤考慮、有條不紊地追求。
要吸引一個人投身于自己會認為有用的活動，所需要的一切都包含在這項目标裡了。
但是，我們又怎樣來達成這項目标呢？應該通過哪些學科，運用哪些方法，最适合推行這種人世方面的教育呢？
我的回答是：首先，對于開展這樣一種教育來說，首要的前提條件（當然是必要條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充分條件）就是認識到需要進行這種教育。
任何人要是決心教授這些東西，都會很容易發現有一種合适的教授方法。
因為即使不管正式的課程計劃，每一種主題都可以用作這項目的。
盡管如此，還是有些主題比另一些主題更易于适應這項宗旨。
那麼這些主題是什麼呢？
假如心理科學和社會科學更加發達一些，它們原本是承擔這項角色最明顯的候選者。
它們将承擔的任務就是使我們能夠理解人性，就好像物理科學和生物科學的宗旨就是讓我們能夠理解物質對象的性質一樣。
可是話說回來，考慮到心理科學和社會科學目前尚且處在初級階段，根本無助于我們的宗旨。
文化科學倒是已經成功地提出了一些命題，但是比較抽象，為數寥寥，不成體系，而且尚存争議，單單靠這些，還不能把我們正在讨論的這種觀念移植到人們的頭腦裡去，給他們指點一個具體的方向。
激發出這種觀念的還得靠多姿多彩的人類景觀，就是曆史中已經呈現出來的人類多樣性，所以我們還是必須訴諸曆史。
曆史研究和社會研究是近親，最終注定是會相互交融的。
說起曆史，我們一定不能理解成世界各民族的曆史（那種走馬觀花的考察不會留下任何深刻的思想印記），但至少也得是幾個民族的曆史，從和我們直接熟識的民族不一樣的那些民族中精選一些出來。
我再說一遍，關鍵在于要把學生帶出他自己的國家，讓他接觸生活方式與自己熟悉的那些不同的人們。
特别有兩種民族，從理念上說看起來适合這種角色。
那就是希臘各民族和意大利各民族。
它們都是一方面和我們很不一樣，同時又都讓我們産生特别的興趣，因為有一些特别的紐帶把我們和他們維系在一起。
而其他社會的曆史，哪怕是那些被認為發達程度低很多的社會的曆史，也都有助于闡明這種曆史。
這是因為，這些較低形式的人性也在希臘羅馬的文明中繼續維持了下來；羅馬和希臘的城邦都在野蠻民族的世界中有着很深的淵源，甚至比後者的淵源更加久遠。
結果，希臘羅馬文明中包含的許許多多觀念和習俗，就需要和另一些觀念與習俗放在一起來看才能理解，而後者卻是在那些發達程度遠遠不及的民族那裡體現得最為充分。
順着這樣的思路，可以做出多少有啟發的比較啊！它們至少可以讓學生對他直接考察的那些類型之外的人有個大概的印象。
不過，我們當然也必須注意，在把所有這些儀軌和信念呈現給學生的時候，不能當作人類的偏誤所造成的怪異之事；相反，我們必須讓學生認識到這些東西内在的理由，讓他們意識到它們是合乎自然的，是由事物的特定性質引起的。
在這種曆史教學中，我還要安排教授有關的文學。
在我看來，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為推動文明前進的原則正是在文學當中得到了明确的闡述，至少在科學還沒有成為總體文化的本質特征之前情況是這樣。
教師如果隻是泛泛地談論一個民族的風俗、觀念和制度可是不夠的，學生必須親手觸摸這些東西，必須看到它們在流傳下來的證據中的鮮活表現，或者至少是在栩栩如生地刻畫這些觀念和儀軌的文獻中的鮮活表現。
文學的研究就應該以這一點作為主要的目标。
如果這些文學作品隻是被用來陶冶品味，那麼你大可以問一句，所耗費的時間是否有相應的收獲。
說到底，它們始終是被用作他途的，也就是說，是用來激發并演練這種對于人事的感覺，這始終是人文主義者放在第一位的培養目标。
實際上，這是養成對于人的這種認識的不二法門。
那就不妨讓我們來繼續人文主義者的工作，不過要用新的觀念來改造它，恢複它的生機。
我們姑且不要用古典文學來讓孩子熟悉這種抽象的、一般化的人的理念，那是17世紀珍視的東西，而要用古典文學來展示人究竟是什麼樣子的，人身上蘊含着幾乎無限的轉變能力，人的本性極其複雜，能夠通過紛繁多樣的形式展現自身。
人們會用另一種思維框架來研究文學作品，也同樣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來研究它們。
這是因為，如果一種文學被用作了解某個文明的手段，那麼關于寫作這種文學的語言的知識雖然可能還會有用，但已經不再是至關重要的了。
關于語言的知識的價值，就在于作為一種手段，更深入地領會努力把握的那些觀念。
但是，一旦對美學價值的欣賞已經不再是至關重要的事情，那麼譯文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原文，在中學的最初入門階段上就尤其是這樣。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中等教育是如何可能實現它始終在追求的主要目的之一，而不需要強制學習兩門古典語言。
按照這種理解，對于古代的文明和文學的研究所産生的效果，差不多相當于仍然教授拉丁文和希臘文時的情形。
如果對于我們來說，必須認識到曆史上先後出現過多種多樣的人類形态，并且至今依然共存一時（這是因為甚至就在我們當中，他們也以整體或部分的形式存在着），那麼很顯然，有一類人至關重要，需要我們去了解，這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往往渴望成為這一類人，我們作為法國人，更一般地說，作為20世紀的文明社會的成員，拿這類人作為我們的典範。
有關我們自己的曆史與文學的教育，就應該服務于這樣的宗旨。
同樣，這一點也首先應當用來引領我們進入一種特定的文明，也就是我們自己的文明。
它應當讓我們充分深入地了解構成這種文明的那些要素，而且，由于我們自己的曆史和文學與我們關系密切的那些民族的曆史與文學之間也有着密切的關聯，所以外國文學和外國曆史也應當有助于減少過于狹隘的排他性，否則的話，這種排他性會是教學中的痼疾。
但是，不管這種基于現代研究的教育具有多麼大的價值，如果它在教育方案中找不到自己恰當的位置，如果沒有其他的研究做事先的準備，也仍然會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
我們要想理解今天的人性，就必須參照在它之前出現過的人性。
正因為這樣，關于人世的教育如果完全局限在研究現代民族的曆史與文學上，它的任務就将徹底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