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瑞典學院發現我的工作配受這份最高榮譽。
我内心或許懷疑我比我敬重的其他文學家更配接受諾貝爾獎，但無疑我為我本人獲得它而感到高興和驕傲。
按照慣例，這份獎金的獲得者應該就文學的性質和方向發表個人的或學者式的評論。
然而，在這個特殊時刻，我認為最好還是考慮一下作家的崇高義務和責任。
諾貝爾獎和我站立的這個地方深孚衆望，迫使我不像一隻謝恩緻歉的小耗子那樣叽叽吱吱，而是滿懷對我的職業和曆代從事這項職業的優秀匠師的驕傲感，像一頭獅子那樣發出吼聲。
那些蒼白無力而冷峻苛刻的教士在空虛的教堂裡誦唱連禱文，文學不由他們傳播。
文學也不是供那些隐居修道院的上帝選民，那些缺乏熱量、絕望無聊的托缽僧消遣的遊戲。
文學像言語一樣古老。
它産生于人類對它的需要。
除了變得更加需要，它别無變化。
誦唱詩人、吟遊詩人和作家并不互相隔絕和排斥。
從一開始，他們的功能，他們的義務，他們的責任，都已由我們人類作出規定。
人類一直在通過一個灰暗、荒涼的混亂時代。
我的偉大的前驅威廉·福克納在這裡講話時，稱它為普遍恐懼的悲劇：它如此持久，以緻不再存在精神的問題，唯獨自我搏鬥的人心才似乎值得一寫。
福克納比大多數人更了解人的力量和人的弱點。
他知道，認識和解決這種恐懼是作家存在的主要理由。
這不是新發明。
古代的作家使命沒有改變。
作家有責任揭露我們許多沉痛的錯誤和失敗，把我們陰暗兇險的夢打撈出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利于改善。
而且，作家受委托宣示和稱頌人類既有的心靈和精神的偉大能力，面對失敗不氣餒的能力，勇敢、憐憫和愛的能力。
在與軟弱和絕望進行的漫長戰争中，這些是希望和競争的光輝旗幟。
我認為，一個作家如不滿懷激情，相信人有可能達到完美，那他既無獻身文學的精神，也無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