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也興緻勃發，愈唱愈高。
詩的方式因此又添了花樣翻新之美。
可是他們始終還是一唱一酬，互相補充，從來沒有各說各話的。
到了宋代，就有用同一的韻，疊之至再至三，以至十數，而所說的并不是一事，前後又無關聯。
結果等于是借韻來限制詩，又是一種争奇鬥巧罷了(3)。
在無事尋消遣的人或者可以作為一種娛樂，而在工于作詩的人或者也可以因此産生些新奇可喜的詩，但究竟是有意作出來的，不是自然的，不是有真情實感的。
其三是不要常常搬用陳詞濫套。
從前有譏笑蘇轼詩文中用“人生如寄耳！”五字至十幾次之多，這類的話是人人想得到的，也是人人口頭常說的，說多了尚且不免讨厭，何況行之于詩文呢？詩是藝術品，總要有獨立的特色，才能吸引人，不可拾人唾餘。
初學作詩，雖然不一定就能出人頭地，自己也要立志不凡，不可妄自菲薄。
首先要注意是不是意思能比别人深一層，如果意思不能比别人深，那麼，措辭就要避免與别人雷同。
能夠這樣比人占先一着，才有成功的希望，否則永遠随人俯仰，是不會作出好詩的。
特别在初學拟古的時候，總有古人的榜樣橫亘胸中，難免養成把古人成句生吞活剝、死搬硬套的習慣，這是應當自己随時警惕的。
拟古隻可學古人的句法、詞藻、音調，而不可直接抄襲。
古人偶然也有似乎抄襲的，例如王維有“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的名句，而歐陽修的詞裡也有“平山闌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這是運用成句，不是抄襲。
此外，也還有确與前人雷同的，那是因為把前人的詩句融化在自己胸中了，無意中脫露出來，自己也不覺得與前人犯了重複，這也與有意抄襲的不同。
因為有意抄襲的，全首詩必不能相稱，而無意重複的，從全首詩看來，仍然有其獨到的地方。
其四，初學還有一個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脫離不了眼前常用而令人生厭的那些典故。
例如涉及菊花的就是“陶令”、“東籬”、“晚香”，涉及梅花就是“羅浮”、“東閣”、“暗香疏影”等。
這已經是多年的痼習，聰明傑出的人都不以為然。
所以有所謂禁體，例如詠雪的詩不許用“玉”、“瑤”、“銀”、“鶴”等字，詠美人的詩不許用“金”、“玉”、“翠”、“繡”等字。
不過這樣又未免矯枉過正。
初學總要自己留神，學古人名家，就可以少染這種習氣，古人名家縱也用這些字眼，他們從全首看來，一定是有新意，不落凡俗的。
所以在立意上、在用事遣詞上，都要避免庸俗。
所謂避免庸俗，并不是像唐朝人譏笑徐彥伯的，把“玉水”改作“銑溪”，“龍門”改作“虬戶”，這樣刻意求奇，不但不奇而且更俗。
試把杜甫“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的兩句詩細玩一下，就知道俗與不俗之分了。
桃花紅，柳葉青，這是最凡俗不過的意思和詞句，即使加一個字成為桃花紅嫩，柳葉青新，依然不見得與衆不同，可是他用上一個“入”字，一個“歸”字，而且打破尋常習慣，“紅”字、“青”字不放在句尾而放在句首，立刻就使意思深切而詞句新警，最凡俗的幾個字反而組織成名句了。
第五是題材的問題，新的事物是不是可以收入舊詩呢？當然可以。
不但生活方式随時代而變遷，連關于自然界的認識體會也古今不同。
例如唐以前人的詩講到茶的很少，而從唐人開始，茶道便成重要詩料之一了。
這個“茶”字本來就是俗字，可是詩中講到茶，不僅不俗，而且極雅。
那麼，有什麼新的生活方式不能入詩呢？又如梅花是從六朝才開始入詩的，牡丹是從唐才開始入詩的，芙蓉（指初秋天氣開花的木芙蓉，與以前稱荷花為芙蓉的不同）、蠟梅、水仙等是從宋才開始入詩的。
這些在現在看來不也是極雅的詩料，一點不感覺陌生嗎？
唐人詩中常有引用當時俗事俗話的，例如涉及打球、競渡、賭博、酒令等事，他們用在詩裡，并不嫌俗，不過這些俗事俗話，經過相當時期以後會要僵死的，所以往往自己不加注解，後人就看不懂了。
譯語入詩，也是古人大膽實行過的。
根本上佛經的名詞大半是從翻譯來的，最顯明的，例如“佛”、“僧”、“塔”、“劫”等字都是譯音，而“世界”、“一切”、“聲聞”、“度世”等字都是譯意，而在詩中早已使用得很自然，很普遍了。
即使是再偏僻些的字，古人也間或采以入詩，往往增加了色澤之美而不嫌突兀。
不過，在這方面也有一種條件的限制，舊詩一定要注重詞藻和音節，所用的詞藻和音節一定要與詩的格局相調和，這是要以字眼遷就詩，而不能以詩遷就字眼的。
如果弄得讀起來诘屈聱牙而看起來不順眼，那就不合舊詩的格式了。
第六，切與不切的問題。
一般所謂切題，就是扣緊題目作出來的，題目以内的話都顧到，而題目以外的話不牽入。
作到這樣，當然可以證明作者具有經驗，曾費匠心。
但是過于拘泥這一點，就會陷于闆滞庸俗，像上文所指出的那樣。
現在所要談的切與不切，是親切不親切的問題。
所謂親切不親切，是說作詩的人能不能把自己放進詩裡，而成為自己的詩。
詩的資料是随着時代而日益豐富的，作詩的機會也一天比一天多，如果沒有一點限制，就會随口敷衍，形成濫調。
要矯正這種弊病，必須在作詩之先，問問自己，是不是真有幾句話要說，是為了要作好詩才作詩呢，還是有一番不可遏抑的情緒或興趣而作詩呢？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己之學是自己受用的，那就是有益的，為人之學是敷衍騙人的，那就是無益的。
應用到詩上來，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自己受用的詩，具備了一個基本條件，可以希望日益進步，始終有成就。
如果專為博取他人喜愛，已經取徑不高，何況還是敷衍的呢？
也許有人問：“詩有寫景的地方，也有寫情的地方。
既有寫情的地方，豈不就是把自己寫進去了嗎？”事實上殊不如此。
顧炎武曾經反對過兩種詩，一是言之無物，一是無病而呻。
言之無物固然是古今詩人常免不了的毛病，無病而呻更是一般淺學最易犯的惡習。
開口閉口，總是“傷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