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十九首釋
詩是精粹的語言。
因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許多人覺得詩難懂，便是為此。
但詩究竟是“語言”，并沒有真的神秘；語言，包括說的和寫的，是可以分析的；詩也是可以分析的。
隻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徹的了解；散文如此，詩也如此。
有時分析起來還是不懂，那是分析得還不夠細密，或者是知識不夠，材料不足；并不是分析這個方法不成。
這些情形，不論文言文、白話文、文言詩、白話詩，都是一樣。
不過在一般不大熟悉文言的青年人，文言文，特别是文言詩，也許更難懂些罷了。
我們設“詩文選讀”這一欄，便是要分析古典和現代文學的重要作品，幫助青年諸君的了解，引起他們的興趣，更注意的是要養成他們分析的态度。
隻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實欣賞；欣賞是在透徹的了解裡。
一般的意見将欣賞和了解分成兩橛，實在是不妥的。
沒有透徹的了解，就欣賞起來，那欣賞也許會驢唇不對馬嘴，至多也隻是模糊影響。
一般人以為詩隻能綜合地欣賞，一分析詩就沒有了。
其實詩是最錯綜、最多義的，非得細密的分析工夫，不能捉住它的意旨，若是囫囵吞棗地讀去，所得着的怕隻是聲調、辭藻等一枝一節，整個兒的詩會從你的口頭、眼下滑過去。
本文選了《古詩十九首》作對象，有兩個緣由。
一來《十九首》可以說是我們最古的五言詩，是我們詩的古典之一。
所謂“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作風，《三百篇》之外，《十九首》是最重要的代表。
直到六朝，五言詩都以這一類古詩為标準；而從六朝以來的詩論，還都以這一類詩為正宗。
《十九首》影響之大，從此可知。
二來《十九首》既是詩的古典，說解的人也就很多。
古詩原來很不少，梁代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裡卻隻選了這十九首。
《文選》成了古典，《十九首》也就成了古典；《十九首》以外，古詩流傳到後世的，也就有限了。
唐代李善和“五臣”給《文選》作注，當然也注了《十九首》。
嗣後曆代都有說解《十九首》的，但除了《文選》注家和元代劉履的《選詩補注》，整套作解的似乎沒有。
清代箋注之學很盛，獨立說解《十九首》的很多。
近人隋樹森先生編有《古詩十九首集釋》一書（中華版），搜羅曆來《十九首》的整套的解釋，大緻完備，很可參看。
這些說解，算李善的最為謹慎、切實；雖然他釋“事”的地方多，釋“義”的地方少。
“事”是詩中引用的古事和成辭，普通稱為“典故”。
“義”是作詩的意思或意旨，就是我們日常說話裡的“用意”。
有些人反對典故，認為詩貴自然，辛辛苦苦注出詩裡的典故，隻表明詩句是有“來曆”的，作者是淵博的，并不能增加詩的價值。
另有些人也反對典故，卻認為太麻煩，太繁瑣，反足為欣賞之累。
可是，詩是精粹的語言，暗示是它的生命。
暗示得從比喻和組織上作工夫，利用讀者聯想的力量，組織得簡約緊湊，似乎斷了，實在連着。
比喻或用古事成辭，或用眼前景物。
典故其實是比喻的一類。
這首詩那首詩可以不用典故，但是整個兒的詩是離不開典故的。
舊詩如此，新詩也如此；不過新詩愛用外國典故罷了。
要透徹地了解詩，在許多時候，非先弄明白詩裡的典故不可。
陶淵明的詩，總該算“自然”了，但他用的典故并不少。
從前人隻囫囵讀過，直到近人古直先生的《靖節詩箋定本》，才細細地注明。
我們因此增加了對于陶詩的了解，雖然我們對于古先生所解釋的許多篇陶詩的意旨并不敢苟同。
李善注《十九首》的好處，在他所引的“事”都跟原詩的文義和背景切合，幫助我們的了解很大。
别家說解，大都重在意旨。
有些是根據原詩的文義和背景，卻忽略了典故，因此不免望文生義，模糊影響。
有些并不根據全篇的文義、典故、背景，卻隻斷章取義，讓“比興”的信念支配一切。
所謂“比興”的信念，是認為作詩必關教化；凡男女私情、相思離别的作品，必有寄托的意旨——不是“臣不得于君”，便是“士不遇知己”。
這些人似乎覺得相思、離别等等私情不值得作詩；作詩和讀詩，必須能見其大。
但是原作裡卻往往不見其大處。
于是他們便抓住一句兩句，甚至一詞兩詞，曲解起來，發揮開去，好湊合那個傳統的信念。
這不但不切合原作，并且常常不能自圓其說；隻算是無中生有，驢唇不對馬嘴罷了。
據近人的考證，《十九首》大概作于東漢末年，是建安（獻帝）詩的前驅。
李善就說過，詩裡的地名像“宛”“洛”“上東門”，都可以見出有一部分是東漢人作的；但他還相信其中有西漢詩。
曆來認為《十九首》裡有西漢詩，隻有一個重要的證據，便是第七首裡“玉衡指孟冬”一句話。
李善說，這是漢初的曆法。
後來人都信他的話，同時也就信《十九首》中一部分是西漢詩。
不過李善這條注并不确切可靠，俞平伯先生有過詳細讨論，載在《清華學報》裡。
我們現在相信這句詩還是用的夏曆。
此外，梁啟超先生的意見，《十九首》作風如此相同，不會分開在相隔幾百年的兩個時代（《美文及其曆史》）。
徐中舒先生也說，東漢中葉，文人的五言詩還是很幼稚的；西漢若已有《十九首》那樣成熟的作品，怎麼會有這種現象呢！（《古詩十九首考》，中大語言曆史研究所《周刊》六十五期）
《十九首》沒有作者，但并不是民間的作品，而是文人仿樂府作的詩。
樂府原是入樂的歌謠，盛行于西漢。
到東漢時，文人仿作樂府辭的極多；現存的樂府古辭，也大都是東漢的。
仿作樂府，最初大約是依原調，用原題；後來便有隻用原題的。
再後便有不依原調，不用原題，隻取樂府原意作五言詩的了。
這種作品，文人化的程度雖然已經很高，題材可還是民間的，如人生不常，及時行樂，離别，相思，客愁，等等。
這時代作詩人的個性還見不出，而每首詩的作者，也并不限于一個人，所以沒有主名可指。
《十九首》就是這類詩；詩中常用典故，正是文人的色彩。
但典故并不妨害《十九首》的“自然”，因為這類詩究竟是民間味，而且隻是渾括的抒叙，還沒到精細描寫的地步，所以就覺得“自然”了。
本文先抄原詩。
詩句下附列數字，李善注便依次抄在詩後；偶有不是李善的注，都在下面記明出處，或加一“補”字。
注後是說明，這兒兼采各家，去取以切合原詩與否為準。
一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别離。
①
相去萬餘裡，各在天一涯。
②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③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④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⑤
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
⑥
思君令人老⑦，歲月忽已晚。
棄捐勿複道，努力加餐飯⑧。
注：
①《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别離。
”
②《廣雅》曰：“涯，方也。
”
③《毛詩》曰：“溯洄從之，道阻且長。
”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
”
④《韓詩外傳》曰：“詩雲‘代馬依北風，飛鳥栖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
”《鹽鐵論·未通》篇：“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
”（徐中舒《古詩十九首考》）《吳越春秋》：“胡馬依北風而立，越燕望海日而熙，同類相親之意也。
”（同上）
⑤古樂府歌曰：“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
”
⑥浮雲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毀忠良，故遊子之行，不顧反也。
《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
”賈陸《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
”《古楊柳行》曰：“讒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
”義與此同也。
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
⑦《小雅》：“維憂用老。
”（孫钿評《文選》語）
⑧《史記·外戚世家》：“平陽主拊其（衛子夫）背曰：‘行矣，強飯，勉之！’”蔡邕（？）《飲馬長城窟行》：“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飯’，下有‘長相憶’。
”（補）
詩中引用《詩經》《楚辭》，可見作者是文人。
“生别離”和“阻且長”是用成辭，前者暗示“悲莫悲兮”的意思，後者暗示“從之”不得的意思。
借着引用的成辭的上下文，補充未申明的含意，讀者若能知道所引用的全句以至全篇，便可從聯想領會得這種含意。
這樣，詩句就增厚了力量。
這所謂詞短意長，以技巧而論，是很經濟的。
典故的效用便在此。
“思君令人老”脫胎于“維憂用老”，而稍加變化；知道《詩經》的句子的讀者，就知道本詩這一句是暗示着相思的煩憂了。
《冉冉孤生竹》一首裡，也有這一語；歌謠的句子原可套用，《十九首》還不脫歌謠的風格，無怪其然。
“相去”兩句也是套用古樂府歌的句子，隻換了幾個詞。
“日已”就是《去者日以疏》一首裡的“日以”，和“日趨”都是“一天比一天”的意思；“離家”變為“相去”，是因為詩中主人身份不同，下文再論。
“代馬”“飛鳥”兩句，大概是漢代流行的歌謠；《韓詩外傳》和《鹽鐵論》都引到這兩個比喻，可見。
到了《吳越春秋》，才改為散文，下句的題材并略略變化。
這種題材的變化，一面是環境的影響，一面是文體的影響。
越地濱海，所以變了下句；但越地不以馬著，所以不變上句。
東漢文體，受辭賦的影響，不但趨向骈偶，并且趨向工切。
“海日”對“北風”，自然比“故巢”工切得多。
本詩引用這一套比喻，因為韻的關系，又變用“南枝”對“北風”，卻更見工切了。
至于“代馬”變為“胡馬”，也許隻是作詩人的趣味；歌謠原是常常修改的。
但“胡馬”兩句的意旨，卻還不外乎“不忘本”“哀其生”“同類相親”三項。
這些得等弄清詩中主人的身份再來說明。
“浮雲蔽白日”也是個套句。
照李善注所引證，說是“以喻邪佞之毀忠良”，大緻是不錯的。
有些人因此以為本詩是逐臣之辭；詩中主人是在遠的逐臣，“遊子”便是逐臣自指。
這樣，全詩就都是思念君王的話了。
全詩原是男女相思的口氣；但他們可以相信，男女是比君臣的。
男女比君臣，從屈原的《離騷》創始，後人這個信念，顯然是以《離騷》為依據。
不過屈原大概是神仙家。
他以“求女”比思君，恐怕有他信仰的因緣，他所求的是神女，不是凡人。
五言古詩從樂府演化而出，樂府裡可并沒有這種思想。
樂府裡的羁旅之作，大概隻說思鄉，《十九首》中《去者日以疏》《明月何皎皎》兩首，可以說是典型。
這些都是實際的。
《涉江采芙蓉》一首，雖受了《楚辭》的影響，但也還是實際的思念“同心”人，和《離騷》不一樣。
在樂府裡，像本詩這種纏綿的口氣，大概是居者思念行者之作。
本詩主人大概是個“思婦”，如張玉榖《古詩賞析》所說；“遊子”與次首《蕩子行不歸》的“蕩子”同意。
所謂詩中主人，可并不一定是作詩人；作詩人是盡可以虛拟各種人的口氣，代他們立言的。
但是“浮雲蔽白日”這個比喻，究竟該怎樣解釋呢？朱筠說：“‘不顧反’者，本是遊子薄幸；不肯直言，卻托諸浮雲蔽日。
言我思子而子不思歸，定有讒人間之；不然，胡不返耶？”（《古詩十九首說》）張玉榖也說：“浮雲蔽日，喻有所惑，遊不顧返，點出負心，略露怨意。
”兩家說法，似乎都以白日比遊子，浮雲比讒人；讒人惑遊子是“浮雲蔽白日”。
就“浮雲”兩句而論，就全詩而論，這解釋也可通。
但是一個比喻往往有許多可能的意旨，特别是在詩裡。
我們解釋比喻，不但要顧到當句當篇的文義和背景，還要顧到那比喻本身的背景，才能得着它的确切的意旨。
見仁見智的說法，到底是不足為訓的。
“浮雲蔽白日”這個比喻，李善注引了三證，都隻是“讒邪害公正”一個意思。
本詩與所引三證時代相去不遠，該還用這個意思。
不過也有兩種可能：一是那遊子也許在鄉裡被“讒邪”所“害”，遠走高飛，不想回家。
二也許是鄉裡中“讒邪害公正”，是非黑白不分明，所以遊子不想回家。
前者是專指，後者是泛指。
我不說那遊子是“忠良”或“賢臣”，因為樂府裡這類詩的主人，大概都是鄉裡的凡民，沒有朝廷的達官的緣故。
明白了本詩主人的身份，便可以回頭吟味“胡馬”“越鳥”那一套比喻的意旨了。
“不忘本”是希望遊子不忘故鄉。
“哀其生”是哀念他的天涯漂泊。
“同類相親”是希望他親愛家鄉的親戚故舊乃至思婦自己，在遊子雖不想回鄉，在思婦卻還望他回鄉。
引用這一套彼此熟習的比喻，是說物尚有情，何況于人？是勸慰，也是願望。
用比喻替代抒叙，作詩人要的是暗示的力量；這裡似是斷處，實是連處。
明白了詩中主人是思婦，也就明白詩中套用古樂府歌“離家”那兩句時，為什麼要将“離家”變為“相去”了。
“衣帶日已緩”是衣帶日漸寬松。
朱筠說：“與‘思君令人瘦’一般用意。
”這是就果顯因，也是暗示的手法，帶緩是果，人瘦是因。
“歲月忽已晚”和《東城高且長》一首裡“歲暮一何速”同意，指的是秋冬之際歲月無多的時候。
“棄捐勿複道，努力加餐飯”兩語，解者多誤以為全說的詩中主人自己。
但如注⑧所引，“強飯”“加餐”明明是漢代通行的慰勉别人的話語，不當反用來說自己。
張玉榖解這兩句道，“不恨己之棄捐，惟願彼之強飯”，最是分明。
我們的語言，句子沒有主語是常态，有時候很容易弄錯；詩裡更其如此。
“棄捐”就是“見棄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