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譏”焉。
凡此皆時為之也。
當其盛也，人主勵精于上，宰臣百執趨事盡言于下，政清刑簡，人氣和平。
故其發之于詩率皆從容而爾雅。
讀者以為正，作者不自知其正也。
及其既衰，在朝則朋黨之相讦，在野則戎馬之交讧，政繁刑苛，人氣愁苦。
故其所發又皆哀思促節者為多，最下則浮且靡矣。
雖有賢人君子，亦嘗博大其學，掀決其氣，以求篇什之昌，而卒不能進及于前。
讀者以為變，作者亦不自知其變也。
是故正變之所形，國家之治亂系焉，人才之消長、風俗之隆污系焉。
後之言詩者顧惟取一字一句之工以相誇尚，夫豈足以語此？
汪氏論正變，隻是說詩反映時代，毫不帶陰陽五行說的色彩；這就跟鄭氏大不相同。
我們現在也還是這種意見——一切文學反映時代。
汪氏說“讀者以為正，作者不自知其正”，“讀者以為變，作者亦不自知其變”，可以補充鄭氏的理論；提出“作者”，他的正變說便不專為解詩，而是兼為評詩了。
他說李白“跌宕流逸”，杜甫“沉着感憤”，又說“最下則浮且靡”，“雖有賢人君子……卒不能進及于前”，都是在評詩。
詩到唐代，個人創作的傳統已幾經遞嬗，“作者”和詩本身的價值的重要，早經公認。
論唐詩不但要“以其時”，還要“以其人”、以其詩。
汪氏由正變說以讀唐詩，而不能不牽涉到評詩，也還是個自然而然112。
他又提到初唐詩“雕刻組缋，猶不免陳、隋之遺”，這又牽涉到作詩方面；又提到“後之言詩者顧惟取一字一句之工以相誇尚”，是兼論評詩和作詩。
按他的正變說，陳、隋“雕刻組缋”跟後來作詩求“一字一句之工”也該是“變”，不過變而“失正”罷了113。
這樣将正變說引用到評詩和作詩兩方面，是鄭氏想不到的。
這兩方面的引用，起源遠在六朝，後來逐漸發展。
汪氏自然也受到影響。
這可以稱為詩體正變說；從鄭氏的風雅正變說出來，卻不是直線的發展，而是“旁逸斜出”的發展。
二 詩體正變
六朝論文，可以梁昭明太子和元帝兄弟為代表。
昭明《文選序》别裁經、子、辭、史，以為都不是文；他注重“綜緝辭采”，“錯比文華”，舉“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為文的标準。
“事”是事類，就是典故；“藻”指譬喻，也兼指典故。
“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是善于用事，善于用比的意思114。
元帝《金樓子·立言》篇說“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說：“文者，惟須绮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
”所謂“绮紛披”，也當指用事用比而言。
六朝論詩，可以锺嵘和劉勰為代表。
《詩品序》指出：“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
”可是當時的詩：
顔延、謝莊尤為繁密，于時化之。
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
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
爾來作者浸以成俗。
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
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
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
《文心雕龍·明詩》篇也道：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
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俪采百字之偶，争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
此近世之所競也。
“競須新事”明指用事，“辭必窮力而追新”似乎也指的用事用比，都可見當時風氣。
但由锺、劉兩家的話，知道求“新”更為當時作者所重。
“新”是創造，對舊而言是“變”；隋、唐以來，“新變”往往連稱。
《南齊書》五十二《文學傳論》道：
習玩為理，事久則渎。
在乎文章，彌患凡舊。
若無新變，不能代雄。
這裡說能求“新變”才能獨自成家，雄長一代。
《梁書》四十九《庾肩吾傳》道：
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
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
用事用比之外，聲律也是求得“新變”的一條路。
又《梁書》三十《徐傳》說他：
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
當時不滿這類“新變”的，或以為“拘攣補衲”而失自然115，或以為“轉拘聲韻”而“傷真美”116；但“不拘舊體”也該是貴古者的一種口實。
《隋書》十五《音樂志》道：
開皇中……有曹妙達、王長通、李士衡、郭金樂、安進貴等，皆妙絕弦管，新聲奇變，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炫王公之間，舉時争相慕尚。
高祖病之，謂群臣曰：“聞公等皆好新變，所奏無複正聲，此不祥之大也。
……”
這裡“正聲”與“新變”對舉。
樂尚“新變”，“無複正聲”；文好”新變”，“不拘舊體”，道理是一樣的。
隋高祖以“無複正聲”為病，也該有人以“不拘舊體”為病。
《文心雕龍·通變》篇就有這個意思，下文詳論。
風雅正變的“變”，指的“政教衰”“紀綱絕”，指的時世由盛變衰。
這裡并不曾應用那影響巨大的《易傳》的“變”的哲學。
《易·系辭傳》道：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下）。
這似乎是“變”的哲學的綱領。
“變”與“通”是連着的，而“通”與“窮”是對着的。
“通”才能“久”，“久”便無窮117。
《系辭傳》又道：
變通莫大乎四時（上）。
荀爽注：“四時相變，終而複始也。
”（《周易集解》十四）這似乎是一種循環論。
但是無論如何：
變通者，趣（趨）時者也（下）。
“趣時”就不至于固執了。
又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上）。
道與器都可以“變”“通”而成事業，所以：
變而通之以盡利（上）。
通交之謂事（上）。
“變”的作用如此之大，風雅正變的“變”顯然跟這種“變”不相幹。
“新變”的“變”倒似乎有意無意間在應用着這種哲學。
我們可以說梁、陳以至隋、唐之際，文論開始采用了這種“變”的哲學。
通變說的應用固然可以解釋求新，而在求新成為風氣之後，這一說卻也可以幫助複古論者張目。
《文心雕龍·通變》篇就有這個傾向。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
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
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
名理有常，體必資于故實。
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
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
然绠短者銜渴，足疲者辍塗。
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疏耳。
……榷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绮，宋初訛而新。
從質及訛，彌近彌澹。
何則？競今疏古，風味氣衰也。
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
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
夫青生于藍，绛生于，雖逾本色，不能複化。
桓君山雲：“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采，及見劉、楊言辭，常辄有得。
”此其驗也。
故練青濯绛，必歸藍；矯訛翻淺，還宗經诰。
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栝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
……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緻，此庭間之回驟，豈萬裡之逸步哉！
文中承認“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數必酌于新聲”。
但像當時那樣“競今疏古”，蔽于偏而不知全，便不免千篇一律，“風味氣衰”。
文中論“宋初訛而新”，“訛”，化也，又有“妖”義118；“新”而不“雅”，“新”而失正，“新”得過了分，便是“訛”。
“訛”自然不會“淳”，“淳”是濃，是厚119，不淳就薄了，“澹”了。
這時候好像“文理之數盡”，走投無路；其實也不然。
隻要“矯訛翻淺，還宗經诰”，“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栝乎雅俗之際”，還可通變起去，路還是“無窮”的。
清代紀昀評這一段道：
彥和以通變立論。
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則小智師心，轉成纖仄。
……故挽其返而求諸古。
蓋當代之新聲既無非濫調，則古人之舊式轉屬新聲。
複古而名以通變，蓋以此爾。
這番話透徹地說出複古怎樣也是通變，解釋劉氏的用意最為确切。
劉氏以複古為通變，雖然近于循環論，但确是創見；他針對當時的情形，給指出了一條新路。
不過他的意見在當時似乎沒有發生什麼影響，他的影響直到唐代才顯著。
首先以複古号召的是陳子昂，他在《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的叙裡劈頭便道：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
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
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
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
（《陳伯玉文集》一）
他要将詩還到風雅，還到漢、魏；他作《感遇詩》三十八章，是學阮籍的。
盧藏用給他的文集作序，說道：“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
”又說：“至于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
”（《全唐文》二三八）所謂“質文一變”，所謂“變化之朕”，正是《文心·通變》的意思。
李白繼子昂之後提倡詩“複古道”，他說“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将複古道，非我而誰與！”（《本事詩·高逸》第三）他的古風第一首論得更詳：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
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自從建安來，绮麗不足珍。
聖代複玄古，垂衣貴清真。
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輝映千春。
希聖如有立，絕筆于獲麟。
（《李太白集》三）
“大雅久不作”，“正聲何微茫”，“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也将“正”“變”對舉。
所謂“正聲”，就是《詩譜序》的“風雅正經”；不過“廢興萬變”的“變”，卻是“以其人”兼“以其時”，“憲章已淪”也如此。
“绮麗”似乎側重“其人”，側重詩體的“變”，但也還是“時為之”，所以說“自從建安來，绮麗不足珍”。
詩末說唐代“複玄古”，“貴清真”；“清真”就是《詩品序》所謂“自然”，也就是太白《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裡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集》十一）。
“绮麗”是“文勝質”，他要的是“文質相炳煥”，《文心》所謂“斟酌乎質文之間”。
他雖然說過“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本事詩·高逸》第三），可是還隻作五七言詩，而七言更多；七古和七絕兩體且都成立在他手裡。
他的複古其實是革新，其實也是通變。
韓愈是提倡古文的第一個人。
他在《與馮宿論文書》裡将“應事”而作的“俗下文字”與“古文”對立（《韓昌黎集》十七）；又在《答劉正夫書》裡說為文“宜師古聖賢人”（《集》十八）。
他所師的古聖賢人，《進學解》列出詳目：
作為文章，其書滿家。
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诰》殷《盤》，佶屈聱牙。
《春秋》謹嚴，《左氏》浮誇。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
（《集》十二）
這就是《答李翊書》中所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集》十六）。
他“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所謂“通其辭”，便是“取其句讀不類于今者”（《題歐陽生哀辭後》，《集》二十二）。
他雖說過要“直似古人”（《與馮宿書》），但“取其句讀不類于今”，其實正是“惟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是自造新語。
《舊唐書》一六〇本傳說得好：
[愈]常以為自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诰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複振起矣。
故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
李翺《祭吏部韓侍郎文》也道：“六經之學，絕而複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
”（《李文公集》十六）韓愈的複古還隻是通變。
後來到了宋代，古文已成正宗，所以蘇轼《潮州韓文公廟碑》說“天下靡然從公，複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東坡先生全集》十七）。
在唐為變，在宋卻成“正”了。
通變而以複古号召，就是利用這種循環論，以便取得正宗的地位。
韓愈門下還有個皇甫湜，論文尚奇，更見出“務反近體”、自造新語的師傳。
他有《答李生第二書》道：
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于正也。
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乃出常也。
無傷于正而出于常，雖尚之亦可也。
……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
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于奇也。
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
（《皇甫持正文集》四）
“奇正”本是兵家語，《孫子》卷五《勢》篇道：
戰勢不過奇正。
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所以“變”有“奇”義，《文選·西京賦》“盡變态乎其中”，薛綜注：“變，奇也。
”六朝論文，就有“奇變”的話。
《宋書》六十九《範晔傳》《獄中與諸甥侄書》道：“‘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
”可見皇甫湜尚奇，也不外乎求變。
唐代古文雖一直以複古為通變，詩卻從杜甫起多徑趨新變，而且“奇變不窮”。
杜甫并不卑視齊、梁，而是主張“轉益多師”120；又頗用心在新興的律詩上，他要“遣辭必中律”（《橋陵詩》三十韻，《杜少陵集詳注》三），并且自許“晚節漸于詩律細”（《遣悶呈路曹長》，《集》十八）。
他“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集》十），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說他“以獨造為宗”，是不錯的。
作詩這樣“以獨造為宗”的，杜甫以後，得推韓愈。
歐陽修《六一詩話》道：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
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和席八十二韻》，《集》十）也。
然其資談笑，助諧谑，叙人情，狀物态，一寓于詩。
“資談笑，助諧谑”，已經是“獨造”了，而《薦士詩》稱孟郊“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集》三十二），也是自白，更見出他“獨造”的工夫。
他雖“以詩為文章末事”，可是獅子搏兔，還是用全力的。
杜、韓兩家影響宋詩最大。
但宋人有說韓詩是“押韻之文”的121，有說他“以文為詩”的122；似乎他的“獨造”比較杜為甚，他是更趨向新變些。
杜、韓兩家卻都并“不自知其變”；得等到宋代才有以他們為變的讀者。
第一個能察變的人該推蘇轼。
他《書黃子思詩集後》道：
餘嘗論書，以謂锺、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
至唐顔、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
天下翕然以為宗師。
而锺、王之法益微。
至于詩，亦然。
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
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絕世之姿淩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
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
（《全集》六十七）
又曾說道：
書之美者莫如顔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顔始。
詩之美者莫如韓文公，然詩格之變自韓始。
（《苕溪漁隐叢話前集》十七引）
所謂“天成”“自得”“超然”“高風絕塵”，隻是自然和渾成的意思，跟書法的“蕭散簡遠，意在筆畫之外”相通。
蘇氏看出李、杜、韓極詩之變，恰如顔、柳“極書之變”一般；但那“高風絕塵”的衰息，他還是在低徊惋惜着的。
文體的變是有意的複古的主張，所以他說“複歸于正”；詩體的變隻是自然的求新的趨向，所以他不免懷古的口吻。
後來朱子也論到詩體的變，他《答鞏仲至（豐）書》（四）道：
古今之詩凡有三變。
蓋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
自晉、宋間顔、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
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
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
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複古人之風矣。
（《朱文公文集》六十四）
所謂“古人之風”，也指的“高風遠韻”123。
但他以“高風遠韻”為“根本準則”124，便和蘇氏有些出入。
他說“坡公病李、杜而推韋、柳，蓋亦自悔其平時之作而未能自拔者”（《答鞏書》三，《集》六十四），就指的是《書黃子思詩集後》那一篇裡的話。
“病李、杜”顯然不合蘇氏原意；說他“自悔其平時之作”，似乎也出于成見。
不過這種以“高風遠韻”為正宗的意見，後來卻成了一般的意見。
如劉克莊的《韓隐君詩序》道：
後人盡誦讀古人書，而下語終不能仿佛風人之萬一，餘竊惑焉。
或古詩出于情性，發必善，今詩出于記問博而已。
自杜子美未免此病。
（《後村先生大全集》九十四）
又《竹溪詩序》道：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
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
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為體，或尚理緻，或負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亦非詩也。
（同上）
劉氏對杜、韓兩家都有微詞。
嚴羽《滄浪詩話》也道：
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
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
蓋于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
（《詩辨》）
所謂“仿佛風人”，所謂“一唱三歎之音”，都就是“高風遠韻”。
這種意見又是複古的傾向，但也還是為的通變。
原來宋詩自黃庭堅以來，有意地求新求變求奇。
他指出“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的法門，說是“舉一綱而張萬目”，并且說這是“詩人之奇”（《再次韻楊明叔詩》引，《山谷詩内集》十二）。
又倡所謂奪胎換骨法，說道：
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
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
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冷齋夜話》一）
這又是“以故為新”的節目。
黃氏開示了這種法門，給後學無窮方便；大家都照他指出的路子“窮力追新”，這就成了江西詩派——惟其有法門可以傳授，才能自立宗派。
但宗派既成，沿流日久，又不免劉勰說的“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緻”，“競今疏古，風味氣衰”。
于是乎從朱子起又有了複古論。
這回的複古的理論到了明代實現，所謂“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但也造成了一種新風氣。
文到六朝成為專科之學。
範晔作《後漢書》，創立《文苑列傳》，锺嵘定《詩品》，劉勰論《文心》，都在此時。
而劉氏更注重文體的代變。
《時序》篇開端道：“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接着就從陶唐叙到江左，作一斷語：
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
《文心》上篇論列各體，也都詳述源流遷變。
在前沈約已經論到文體的變，《宋書》六十七《謝靈運傳論》中道：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
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于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并标能擅美，獨映當時。
以下直叙到宋代的顔、謝為止。
但劉氏論文，專門名家，詳備自然遠在沈約之上。
他們這些文字卻都是我國文學史的開山之作，見出獨具手眼。
根柢在他們能識變；而這又是跟當時追求“新變”的風氣相應的。
劉勰以後，論“文變”的便多起來。
唐人修六朝史書，多有文苑傳或文學傳，傳各有序或論，皆論“文變”；并且多引《易傳》“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二語（《贲卦彖辭》，《周易》三）為論據，正見出六朝以來的風氣。
文士著作中也有論的，前引盧藏用的《陳子昂集序》末雲“故粗論文變而為之序”，便是一例。
這些都是通論曆代“文變”；至于專論一代的，似乎從宋祁《唐書》二〇一《文藝傳序》創始。
他說“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王、楊是一變，燕、許是一變，韓愈又是一變。
專論詩體的變的也有通論和斷代的分别。
嚴羽《滄浪詩話》有《詩體》一篇，辨析曆代詩體最細：他分唐詩為“唐初”“盛唐”“大曆”“元和”“晚唐”五體，是至今通行的“四唐”說的源頭。
“文變”是指詩文體的變；這個“變”是“患凡舊”，是“化而裁之”，是“趣時”。
複古也罷，求新也罷，“變”的總是新的；“變”能成體，這新的就是好的，即使未必是更好的。
“變則通，通則久”，“變”是可喜的。
明白了通變的道理，便不至于一味地隆古賤今，也不至于一味地競今疏古，便能公平地看曆代，各各還給它一副本來面目。
分體或分期，就為的看清楚這些個本來面目。
唐代的詩比曆代盛，也比文盛，所以嚴氏分體最多。
後來論詩體的也特别注重唐代。
元時楊士弘選錄唐詩，成《唐音》一集，叙目裡說唐人選唐詩多載中晚唐人詩，盛唐詩甚少，宋人選唐詩也多載晚唐人詩。
他原來也隻能讀到這些選本，後來才得着人家收藏的許多初唐、盛唐詩，“于是審其音律之正變，而擇其精粹，分為‘始音’‘正音’‘遺響’，總名曰《唐音》”。
他将嚴氏的五體并為“唐初”“盛唐”“中唐”“晚唐”四體；所謂“中唐”，包括“大曆體”“元和體”，是楊氏新立的名目。
這樣就見得整齊了。
唐、宋人選詩側重中晚唐，正是《文心》所謂“近附而遠疏”；楊氏采取嚴羽的理論，分期精擇，便公平得多。
他特别注重音律，所以集名《唐音》，又以“音”“響”标目。
叙目裡道：
夫詩之為道，非惟吟詠情性、流通精神而已，其所以奏之郊、廟，歌之燕、射，求之音律，知其世道，豈偶然哉？
律體新創于唐代，古詩和律詩的分别就在音律上；重音律正是唐詩的面目。
楊氏看清楚了這副面目，所以說“審其音律之正變”，又說“求之音律，知其世道”，“世道”就是“時”。
“韻律之正變”雖“以其時”，更“以其人”、以其詩，所以他的“正音”裡有“唐初”和“盛唐”，也有“中唐”和“晚唐”，前二者為一類，後二者又為一類。
他說“世次不同，音律高下雖各成家，然體制聲響相類”，可見所重在“其人”、其體、其詩。
他的“始”“正”之分是“以其人”兼“以其時”；“正”“遺”之分是以其詩、“以其人”兼“以其時”。
明初高的《唐詩品彙》承《唐音》而作，《總叙》裡說得明白；他也采取嚴羽的詩論，并見《總叙》中。
《總叙》論唐詩的變道：
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近體、往體長短篇，五七言律、絕句等制。
莫不興于始，成于中，流于變，而之于終。
至于聲律、興象、文詞、理緻，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
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殊。
“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是“初唐之始制”，“神龍以還，洎開元初”是“初唐之漸盛”。
“開元、天寶間”是“盛唐之盛”。
“大曆、貞元中”是“中唐之再盛”。
“下洎元和之際”是“晚唐之變”，“降而開成以後”是“晚唐變态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
這是後來所謂“四唐”；初、盛、中、晚各有定限，不僅僅是分體，而且是分期。
按這個分期，初唐不包括高祖時代，中唐也太短，還不甚适用。
明末沈骐在《詩體明辨》的序裡分唐詩為“四大宗”，修正了這兩處。
後來便照兩家所論，限年分期：初唐從高祖武德元年算起，到玄宗開元初，約一百年間（西元六一八至七一三）。
盛唐從開元元年到代宗大曆初，約五十年間（七一三至七六六）。
中唐從大曆元年到文宗太和九年，将高氏所謂“晚唐之變”并入，約八十年間（七六六至八三五）。
晚唐從文宗開成元年到昭宗天祐三年，約七十年間（八三六至九〇六）。
至今通行的四唐說便是如此。
雖然有人根本反對這個分期，也有人推敲各期的界劃，但是四唐說漸漸為一般論詩者所公認，并且流行至今；因為它給人方便，讓人更清楚地看見唐詩的種種面目。
在我國文學史上，四唐說是唯一的斷限的分期；一般論文的人總害怕“支離割剝”125，所以嘗試這種斷限分期的絕無僅有。
從現在看來，這一說實在是一個重要的創始。
而這個創始還是以“文變”說為依據。
《品彙總叙》說選詩“校其體裁，分體從類，随類定其品目，因目别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論”。
品目有九，稱為“九格”。
初唐是“正始”。
盛唐是“正宗”，“大家”，“名家”，“羽翼”。
中唐是“接武”。
晚唐是“正變”，“餘響”。
方外、異人等是“旁流”。
初、盛、晚各自為“正”，中唐“接武”，自然也有其為“正”者。
《總叙》又道：
誠使吟詠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辯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本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于正，則優遊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雲。
這裡以詩為主，因詩及人，因人及時，再因時及詩，跟風雅正變說專“以其時”的大不相同了。
“審其變而歸于正”一語雖然側重在“正”，但這個“正”并不是風雅正變的“正”，而是“變之正”，“趣時”的“正”；高氏以為一“時”的詩自有其“正”，他對于“時”是持着平等觀的。
論“文變”的人，對于“時”多少持着平等觀，但也還不免貴遠賤近或“競今疏古”的偏見；前者如《滄浪詩話》诋抑中晚唐詩126，後者如《唐音》不錄李、杜、韓三家。
明末清初以來，公正不頗的平等觀才漸漸出現。
顧炎武《日知錄》二十一“詩體代降”條雲：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勢也。
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為合格。
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
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
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為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為詩，似則失其所以為我。
李、杜之詩所以獨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
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
所謂“沿襲已久”，便是《南齊書·文學傳論》說的“彌患凡舊”。
顧氏能從詩體上确切斷定詩有“不得不變”之“勢”，是他的獨到處；雖然他又說“不能不降”，還不免“伸正而诎變”的意思。
至于“未嘗不似而未嘗似”，該是前引汪琬所謂“變而不失正者”，不過顧氏專就詩體立論罷了。
稍後葉燮作《原詩》，論盛衰正變，更見通達明曉。
他道：
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變遷以相禅。
古雲，天道十年一變，此理也，亦勢也。
無事無物不然。
甯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乎？今就《三百篇》言之，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
風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删變也。
則後此為風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诎變也明矣。
這裡“不能伸正而诎變”，真是一語破的。
又道：
詩之為道，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禅而或息者也。
但就一時而論，有盛必有衰；綜千古而論，則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複盛。
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後者之必居于衰也。
（《内篇》）
又道：
且夫風雅之有正有變，其正變系乎時，謂政治風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
此以時言詩，時有變而詩因之。
時變而失正，詩變而仍不失其正。
故有盛無衰，詩之源也。
吾言後代之詩有正有變，其正變系乎詩，謂體格、聲調、命意、措辭新故升降之不同。
此以詩言時，詩遞變而時随之。
故有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為盛衰，惟變以救正之衰。
故遞衰遞盛，詩之流也。
（同上）
他指出詩在“相續相禅”，無日或息，就是說詩老是在“變”；其間“遞衰遞盛”，不能說在前必盛、在後必衰。
而“後代之詩”“正變系乎詩”，系乎體，“詩遞變而時随之”，所以當“以詩言時”，跟風雅正變說“以時言詩”不同。
他又道：
或曰：“溫柔敦厚，詩教也。
漢、魏去古未遠，此意猶存，後此者不及也。
”不知溫柔敦厚，其意也，所以為體也，措之于用則不同。
辭者，其文也，所以為用也，返之于體則不異。
漢、魏之辭，有漢、魏之溫柔敦厚；唐、宋、元之辭，有唐、宋、元之溫柔敦厚。
……
（同上）
這也就是高說的“審其變而歸于正，則優遊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不過更為直截了當罷了。
詩體正變說經葉氏這一番闡發而大明。
曆來倡複古的都有現成的根據；主求新的卻或默而不言，或言而不備。
葉氏論詩體正變，第一次給“新變”以系統的理論的基礎，值得大書特書。
他說“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為循環”，“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啟盛”：
如建安之詩，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于衰。
後之人力大者大變，力小者小變。
六朝諸詩人間能小變，而不能獨開生面。
……迨開、寶諸詩人始一大變。
……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巧無不到，力無不舉，長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
……唐詩為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
……愈嘗自謂“陳言之務去”。
……晚唐詩人亦以陳言為病，但無愈之力，故日趨于尖新纖巧。
至于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啟，縱橫鈎緻，發揮無餘蘊。
……如蘇轼之詩，其境界皆開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于筆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
此韓愈後一大變也，而盛極矣。
自後或數十年而一變，或百餘年而一變，或一人獨自為變，或數人而共為變，皆交之小者也。
其間或有因變而得盛者，然亦不能無因變而益衰者。
（同上）
變有小大，“有因變而得盛者”，也有“因變而益衰者”。
“伸正而诎變”并非全無理由；隻是向來“伸正而诎變”的不加辨别，一筆抹殺，卻不合道理。
這段話發揮“變”的意義最為詳切，真可算得“毫發無遺憾”。
葉氏竭力攻擊明代的複古派，但又似乎不願意贊助求新的公安派和竟陵派，因為一個太率，一個太僻。
他所以自辟蹊徑來論盛衰正變；他的求新的傾向其實還是跟那兩派一緻的。
稍後王士倡“神韻”，再後沈德潛倡“格調”，又都以複古為通變。
但袁枚接着倡“性靈”，翁方綱接着倡“肌理”，詩又趨向新變。
直到“文學革命”而有新詩，真是“變之極”了。
新詩以抒情為主，多少合于所謂“高風遠韻”，大概可以算得變而“歸于正”罷。
葉氏說詩的正變盛衰，“互為循環”；又說“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啟盛”，就是“循環”的注腳。
在前明代王世貞也曾偶然見到這裡，他在《藝苑卮言》卷四中道：
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機藏隙。
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由趨下。
……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複之妙。
這裡論盛衰正和葉氏合拍，而語更詳。
接這個說法，我們也可以說“變中有正，正中有變”。
“變”本來還有“更相生”一義，見于《淮南子·原道》篇高誘注127，正可以用在此處。
正變相生是“循環”，王世貞的話是一例。
但說“循環”的倒不一定相信循環論，照《原詩》所說，這個“環”其實是越來越大的。
所以變而成體，就那一體而論，變固然是好的；綜所有的體而論，這一變有加富增華之功，又是更好的。
向來論“文變”的多說“變”而少說“正”，好像有變而無正似的。
其實不然。
他們的意思，變不一變，正也非一正；由正而變，變可以成正，但後正跟前正不一樣，所謂“措之于用則不同”，“返之于體則不異”；而這個後正又将複變，如此地循環不窮。
蘇轼說韓愈出而天下之文“複歸于正”，高說“審其變而歸于正”，該都是變而成正的意思。
這個“正——變——正”便是“文變”的程式，和德國大哲海格爾“正——反——合”的辯證法頗有相似處；而變總是有道理的，也合于他所說“凡現實的都是有道理的”。
“文變”雖然兼詩文體而言，而以《易傳》“變”的哲學為依據，但是六朝、隋、唐以至宋代，論“變”的都隐含“正”義，明、清以來，更顯舉“正”名，足見還是從風雅正變說推衍而出。
不過不用來解詩，而用來評詩并指示作詩門徑罷了128。
所以說這是“旁逸斜出”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