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曆史，又不希望推考作詩的人的事實，所以不會傷損《詩經》的真相。
這一義很關重要，從前說《詩》的人把用詩的人的意思就算做作詩的人的意思，所以引起了無數糾紛。
他們全不理會“斷章取義”，以為古人既這麼用，就不會錯。
《野有蔓草》與《褰裳》原來都是情詩，但因給趙孟、韓宣子稱贊了，就決不算是情詩了。
（三）《孔子對于詩樂的态度》：孔子對于《詩》上完全是傳統思想，要勸人去用。
在樂上，因為他遭值的時勢，正是新舊絕續之交，他是酷好雅樂的人，所以對于時勢痛下針砭。
那時的音樂潮流，在《論語》上可以看出有三個趨句：一是僭越，二是新聲的流行，三是雅樂的敗壞。
雅樂到了孔子時，決不能維持原來的地位了。
所以孔子的正樂與社會上毫無關系。
（四）《戰國時的詩樂》：戰國時，詩的形式變了，有長篇的騷，有不歌而誦的賦，有《佹詩》之類不規則的詩。
樂也不同了，春秋時樂調簡單，樂與歌詩合一；戰國時樂調複雜了，離得開歌詩了。
所以那時器樂重于歌樂，甚至齊宣王有三百人吹竽，而不必有歌詩。
《詩經》到這時候，幾乎與社會上斷絕關系了。
幾個服膺孔子之道的人，拼命鼓吹禮樂，但自己何嘗懂得古樂詩。
既然不懂，而又要硬去講它，于是隻得在曆史上胡亂揣測了。
（五）《孟子說詩》：孟子會說“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但他自己是最不會“論世”和“逆志”的。
一部《詩經》，大部是東周的詩，他卻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明明是頌僖公的詩，他卻說成周公的事。
倘使他自己标明和春秋時人一例的用詩，他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原也沒有什麼妨礙。
現在他已經标明了“論世”和“逆志”，是已有了曆史的态度了。
有了曆史的态度，還是這般亂講，流毒所至，遂開漢人信口開河與割裂時代的先聲。
這是決不可對他輕易諒恕的。
這些意思，請先生批評。
我自恨空有求學之志，而無求學之力。
胸中的問題愈聚愈多，總沒有法子找到閑暇去解決它們。
這一篇文字，自謂解決了幾個問題，但匆忙的集材，恐怕是免不了錯誤的。
（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