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絕句之席，勿論有唐三百年，兩人為政，亘古今來，無複有骖乘者矣。
”王世貞、胡應麟也有類似的看法。
批評家們對于這兩位詩人的七絕詩雖都極其推崇，也有将他們加以比較，企圖區分優劣的。
另外一些人則正确地指出：王、李之間，隻有異同，難分優劣：“大概李寫景入神，王言情造極。
王宮詞、樂府，李不能為；李覽勝、紀行，王不能作。
”（胡應麟：《詩薮》）“李俊爽，王含蓄，兩人辭、調、意俱不同，各有至處。
”（葉燮：《原詩》）我們認為：這種意見是比較客觀的、可信的。
王維在盛唐詩人中，地位僅次于李、杜。
他的詩無體不備，也無體不工。
由于他的世界觀和生活實踐的限制，其成就雖不能和李、杜并論，但仍不失為詩壇重鎮。
他描寫自然景物的五言絕句一向最為人們所稱道，這裡姑且不論。
七絕方面，他最好的作品多數是反映詩人少年時代青春的活力和對于生活的熱愛的。
他抒寫了自己的壯懷和豪氣，表現出他對于治政的抱負和追求功名事業的雄心，如組詩《少年行》；而在另一些篇章中，則流露了對于親屬友朋的深情厚意，如《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送元二使安西》等。
兼有爽朗、纏綿之長，乃是我們讀了王維七絕詩以後的主要印象。
這位詩人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都相當大，甚至于形成了一個流派。
但他的追随者、繼承者和欣賞者中的多數，似乎都忽略了他創作中積極的面對現實的一面，而有意無意地擴大了他思想感情中消極因素的影響。
我們今天對王維，是有必要加以全面的再認識的。
被稱為詩聖的杜甫，古詩、律詩，世有定論。
但對其七言絕句，批評家們卻不無分歧的意見，如管世銘認為：“少陵絕句，《逢李龜年》一首而外，皆不能工。
正不必曲為之說。
”而李重華《貞一齋詩說》則說：“杜老七絕，欲與諸家分道揚镳，故爾别開異徑。
獨其情懷，最得詩人雅趣。
”我們認為：杜甫七絕如《江南逢李龜年》、《贈花卿》等篇，聲調情韻，和王、李諸家的區别是不大的，可見他并不是沒有能力寫出那樣的作品來，但由于追求藝術上的獨創性，确實在這方面有意和另外一些詩人立異，而其成績也很可觀。
如在題材方面，他創造了《戲為六絕句》這種論詩的體裁。
在篇章結構方面，他運用古人寫雜詩的方法創作了《漫興》、《解悶》等組詩。
在格律方面，不但時時突破當時已經固定的律化絕句的音節，采用當時民歌的聲調；而且有的時候，還愛押仄韻，故意仿效唐以前的古歌謠。
這對于宋代著名的江西派詩人黃庭堅等很有影響，李重華能夠看出杜甫在七絕詩方面有意“别開異徑”，是有見解的，但認為這種作品為“最得詩人雅趣”，則未免有些過分了。
除了上面所述及的諸大家外，在這一時期中，王之渙、岑參、高适、賈至等人，也曾寫出過一些精彩的七言絕句。
其中個别的作品，如王之渙的《涼州詞》，甚至是非常突出的名篇。
中唐以來，七絕詩的作者更多了，技巧也更能為多數人所普遍掌握了。
即使不大著名的詩人，也往往有一些動人的七絕詩傳世。
我們在這裡仍隻選擇幾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來加以介紹。
首先，可以談到李益。
他在當時是以七言絕句負盛名的，許多作品曾被畫為屏障，譜為歌辭。
為了得到他的新作，樂工們甚至不惜以賄賂求取。
由于早年功名失意，他曾北遊河朔，依靠藩鎮。
曆時十年的軍中生活，使他創作了不少的以邊塞、軍旅生活為題材的七絕詩。
如寫士兵思鄉的《夜上受降城聞笛》、寫行軍艱苦的《從軍北征》、寫邊塞荒寒的《聽曉角》、寫中原擾攘的《上汝州郡樓》等，都是精警奪目的傑作。
這是李益七言絕句中最有成就的一部分，它們成功地透露了中唐以來唐帝國日漸衰微的局勢和作家個人的身世之感。
管世銘說：“李庶子出手即有羽歌激楚之音，非古之傷心人不能至此。
”這個評語很正确地指出了：李益的七絕中的悲壯聲情，是特别感動讀者的。
劉禹錫可以說是唐代除王昌齡以外，以最大力量來從事七絕詩寫作的詩人。
管世銘說他是“無體不備，蔚為大家，絕句中之山海”。
李重華也認為他是王昌齡、李白以後最有成就的七言絕句作家，并非過譽。
他在這方面的努力，首先值得提出的是，在這一詩體從民間上升到文人手中數百年以後，再開始主動地向民歌學習。
他集中的《竹枝詞》、《堤上行》、《踏歌詞》、《浪淘沙》、《楊柳枝》等，就是其學習的成果。
他不僅仿效這種民間形式和情調來寫愛情，而且有時還用來寫一些風土人情和勞動生活。
它們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勞動人民的生活、感情，對于後來《花間集》中一些五代詞人寫風土的詞，也具有啟發作用。
劉禹錫繼承了李白、杜甫寫七絕組詩的傳統，而發展得比他們更加完整和廣泛，如《金陵五題》就是一例。
他對于杜甫的七言絕句中已經出現的議論、諷刺等表現手法，也有所發展。
如《與歌者米嘉榮》、《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再遊玄都觀》等都是。
這種手法又影響了晚唐的杜牧、李商隐以及宋代的王安石、蘇轼。
劉禹錫卷入了當時的黨争，宦途失意，長期貶官，這類的詩正是他自己政治生活的寫照。
所以陸時雍《詩鏡總論》說他“深于哀怨”，“婉而多諷”，他的詩風簡煉沉着，七言絕句也是如此。
元稹、白居易的七言絕句也是值得稱道的。
他們的詩以淺顯通俗見長，在七言絕句方面，也保存了這一特點。
對于當時政治社會的重大問題，他們寫得很多，但卻幾乎全是用五、七言古詩來寫的。
盡管如此，這兩位詩人以七絕詩描寫的對于家庭朋友生離死别的悲感和其他日常生活，仍然非常真摯懇切，一往情深。
如元稹的《六年春遣懷》、《聞樂天授江州司馬》、《得樂天書》，白居易的《邯鄲至除夜思家》、《同李十一醉憶元九》、《舟中讀元九詩》等篇，都寫出了自肺腑中流出的深厚感情。
白居易的七言絕句，特别流暢宛轉，比元稹的成就更高一些。
這時，七絕詩中還有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大型組詩的出現。
王建的《宮詞》一百首，從許多不同的角度描寫了帝王宮廷生活。
當然，由于作者的生活時代和出身階級的局限性，有些不免是歌頌了這種腐朽生活的，但是同時也深刻地透露了宮廷生活的黑暗面，特别是宮廷婦女内心的苦悶，使讀者對于那些錦衣玉食的女奴隸，産生了極大的同情，從而對于使她們陷于不幸的封建制度，感到憤慨。
從王建《宮詞》以後，繼之而起的，有晚唐詩人曹唐的《小遊仙詩》九十八首、羅虬的《比紅兒詩》一百首、胡曾的《詠史詩》一百五十首等。
這些作品，成就不高，但卻擴大了七絕這種小詩的容量，值得注意。
此外，韋應物、張仲素、張祜、韓翃等，也各有一些脍炙人口的七言絕句。
杜牧和李商隐是晚唐時代的重要詩人，也是這一時期的七絕詩大家。
杜牧生在藩鎮割據的晚唐，頗有用世之志，立朝剛直，敢于論列時政，指陳得失，同時，還是個兒女情長的人。
崔道融在《讀杜紫薇集》一詩中寫道：“紫薇才調複知兵，長覺風雷筆下生。
還有枉抛心力處，多于五柳賦《閑情》。
”很幽默地刻畫了他這位前輩的精神面貌。
七絕一體，是他的專長，橫放近于李白，諷刺近于劉禹錫。
如《過華清宮》、《過勤政樓》、《将赴吳興，登樂遊原》等篇都能于小中見大，詞淺意深。
它如寫情的《贈别》、寫景的《江南春》，也是難得的佳作。
李商隐的七言絕句具有“寄托深而措辭婉”（葉燮：《原詩》），以及“以議論驅駕，而神韻不乏”（施補華：《岘傭說詩》）的特點。
這位詩人喜歡用典故，并且很會用典故，他的七絕詩也往往利用典故來展示他的感情，因而是比較難懂的。
他另外有些作品，用意雖深婉，而語言卻明白，就更為我們所愛好了。
如悼念亡妻的《嫦娥》、譏諷統治者不懂用人的《賈生》，構思就很曲折（它們還不是李商隐七絕詩中最難懂的），而《夜雨寄北》、《離亭賦得折楊柳》，卻又曲折又淺顯，更使人蕩氣回腸。
在晚唐詩人中，溫庭筠、韓偓、鄭谷、韋莊的七絕也是有名的。
在白居易等的影響之下，這時還出現了一些通俗詩人，如羅隐、杜荀鶴、胡曾等。
他們有些七絕詩句，在長期流傳中，都變成了古代社會上通行的成語，如羅隐的“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自遣》），杜荀鶴的“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贈質上人》）就是。
胡曾的《詠史詩》，為後來講史所常引用，《三國演義》中就引過他三首，可見其通俗性和為各階層人民所熟悉的情況。
這些現象，說明了通俗詩在社會上流行之廣，也說明了七言絕句是當時最流行的詩體。
宋荦說：“詩至唐人七絕，盡善盡美。
自帝王、公卿、名流、方外以及婦人女子，佳作累累。
取而諷之，往往令人情移，回環含咀，不能自已。
此真《風》、《騷》之遺響也。
”（《漫堂說詩》）這一段話，很扼要地指出了唐人七絕詩的成就，及其作者的廣泛性。
對唐代許多七絕作家一一加以論述，在這裡是不可能的，因此，宋荦這一總的贊語，就無妨引來作為我們的簡單介紹的結束。
五
在這本小書裡，我挑選了若幹篇唐人七絕詩，就它們的思想内容和藝術形式兩個方面，作了一些極其粗淺的分析，以紹介于廣大讀者。
在唐人的和唐以後作家的作品中，常常有許多在題材、主題、語言風格、寫作技巧等各方面相近或相反的，如果取而合讀，不僅可以增加興趣，而且對于培養我們的欣賞與寫作的能力，也有幫助。
所以，我就把入選的詩篇分成正文和附錄兩類。
挑出了若幹首作為正文，按時代先後排列，而把另外一些在某一個或幾個方面可以與正文進行比較的作為附錄，在分析時，先正後附，連類而及。
正文當然全是唐詩，附錄絕大多數也是唐詩，偶爾涉及一些著名的唐以後作品（如果沒有恰當的可供比較的作品，則不加附錄）。
這原是前人詩話中常用的老辦法。
不過，他們都是興之所至，随手記下自己的一些看法，不免零碎，此書則是有意識地廣泛使用這個辦法而已。
至于這個辦法是否可取，還有待于讀者們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