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中之劉曜、苻堅比安祿山，以永嘉之亂以後有淝水之勝，預期在平叛中将要獲得勝利，意思也前後連貫。
這裡是說，如果能夠像謝安那樣被重用，我是一樣可以從容不迫地在談笑之間即毫不費事地為你把敵人平定下來的（胡沙，猶胡塵，指叛亂分子。
君，泛指，并不是特指李璘或君王）。
詩人克敵靖亂的抱負，指揮若定的形象，是通過想象而反映出來的。
如果不用假設之辭，就難于表達這種在生活中還沒有實現的事物。
此外，如李涉《邠州詞獻高尚書》：
将家難立是威聲，不見多傳衛霍名。
一自元和平蜀後，馬頭行處即長城。
高尚書，名崇文。
他在憲宗元和元年（806）曾經平定西川劉的叛亂，後同平章事，充邠甯節度使、京西諸軍都統。
此詩當作于高在邠甯節度任内，故題為《邠州詞》（邠州，今陝西省彬縣）。
這首詩是贊美高崇文平叛之功的，但起二句欲揚先抑，泛論自古以來，将帥威名，難于樹立，能像西漢衛青、霍去病那樣流傳後代的人，并不很多，這就為下文留下地步。
第三、四句反承上文，竭力寫高之英勇無敵，聲威遠播，自從消滅劉以後，蹤迹所到，土地、人民就有了保障，如同北邊之有長城。
劉宋大将檀道濟善于用兵，為北魏所畏伏，後遭讒被害，臨死時歎息說：“乃壞汝萬裡長城！”詩的末句，也是用檀道濟暗比高崇文。
因為有前兩句的反襯，才覺得高之難能可貴。
後兩句為稱頌之辭，也是虛拟而非實指，與王、李兩詩，大體近似。
試再舉一首與王詩用意相同而寫法相反的來作比較。
無名氏《胡笳曲》雲：
月明星稀霜滿野，氈車夜宿陰山下。
漢家自失李将軍，單于公然來牧馬。
起句寫景兼點時令，次句叙事兼記地方。
詩中的主人公在一個晚秋，仆仆道途，在陰山之下，停住氈車，對着蒼茫的景物，不禁發出思古之幽情。
于是想起了古代因為有李廣這樣的将軍，所以“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而現在呢？他們在其君長率領之下，竟敢公然入侵了。
既是吊古傷今，也是借古諷今。
但《出塞》是以假設之辭，想象如果有李廣這樣的将軍就會怎樣，而《胡笳曲》則是寫現實之境，确定因為無李廣這樣的将軍所以才這樣。
一虛一實，一正一反。
從歌頌李廣，景仰英雄來說，王詩是從正面寫，此詩是從反面寫；而從反映現實情況來說，則此詩是從正面寫，而王詩卻是從反面寫了。
同為有所感歎，有所諷刺，但此詩淺而顯，一覽無餘；王詩婉而深，一唱三歎，相形之下，優劣自見。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錄一）
李白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
地轉錦江成渭水，天回玉壘作長安。
優秀的文藝作品總是内容與形式的有機結合。
作者在考慮處理某一題材，表現某個主題的時候，必然同時要考慮用什麼形式表現它們最為恰當。
七言絕句是一種比較短小的詩體，它以抒發情韻、風調見長。
所以對于一些重大的政治題材和主題，需要以莊嚴隆重的風格來反映的，詩人們就往往用古詩或律詩，而不用絕句來寫，這是很自然的。
但這也不是絕對的。
我們在這裡舉的幾首詩，就是例外，當然，這些例外而又成功的作品，需要詩人具有突破慣例的勇氣與付出精湛的藝術匠心，才能寫得出來。
天寶十五載（756）六月，安祿山破潼關，玄宗倉皇逃往四川。
八月，肅宗在靈武即位，尊玄宗為太上皇。
至德二載（757）十二月，玄宗回長安，改蜀郡（成都）為南京。
李白這一組詩，就是紀載玄宗避亂入川而作。
四川在全國之西，成都在長安之南，天子出京，謂之巡狩，故題曰《上皇西巡南京歌》。
詩以反問起頭。
《行路難》也是樂府舊題，言行旅之辛苦。
但這裡卻問道：誰說君王行路有困難呢？叛軍進逼，匆忙出奔，中間禁衛軍又發生兵變，把楊貴妃犧牲了，才勉強平息這場嚴重事故，一路行來，可以說，是困難極了，然而詩人卻将并不困難的理由，在次句中說了出來。
馬高七尺以上稱為龍。
天子的車用六匹馬拉，故稱車駕為六龍。
車駕西來，“萬人”歡慶，怎麼會行路難呢？一問一答，就将詩人心目中的皇帝與臣民的關系勾畫了出來。
後兩句以一聯工整的對偶将南京成都與首都長安聯系起來。
長安在渭水之濱。
玉壘是成都附近的山，錦江則是流經成都的水。
由于皇帝來臨，天回地轉，所以錦江也就成為渭水，玉壘好比長安。
這也就是說，“天子以四海為家”，由于玄宗之來，成都也就是長安了。
這一聯寫得精整而又莊嚴。
這首詩，和全組其他九首一樣，顯然是粉飾，是誇張，而不是當時政局的真實反映。
分明是亂中逃難，卻寫得像平時出遊，分明是戰火紛飛，卻寫得像太平無事。
這當然是給這位昏君塗脂抹粉，聊以遮羞。
但詩人之所以這樣寫，卻是有其客觀原因的。
一般地說，在封建社會中，皇帝被認為是天然尊長，他的過失，臣子有責任為他隐瞞，即所謂“為尊者諱”。
在這方面，李白也不能擺脫儒家這種傳統觀念。
其次，具體地就玄宗這個人來說，他在唐代詩人心中所引起的感情是複雜的。
他早年确曾勵精圖治，形成開元之治，晚年又實在昏聩糊塗，終于導緻天寶之亂。
開元之治是唐帝國隆盛的頂點，在這以後，愈來愈糟。
所以詩人們在回溯這一段曆史時，總是不得不把開元盛世和他聯系起來而對之有所懷念，同時，又不得不把天寶以來的情況和他聯系起來而對之有所譴責，因此産生了一種混合着愛戴與憐憫，憎恨與遺憾的感情。
唐人詠開元遺事的詩篇何以如此之多，白居易的《長恨歌》何以以譴責始，以同情終，都可以在這裡獲得解釋。
李白此詩，出現較早，對開元之治所留下的印象可能比天寶之亂的影響還深刻，因此他為之粉飾遮羞，也就不足怪了。
我們在這裡作出的是解釋，而不是評價；是說明李白為什麼要這樣寫，而不是肯定李白這樣寫是對的。
如上面說過的，選錄這首詩的用意，是在于證明在某些詩人的筆下，七言絕句也可以反映重大的政治事件，表現出與這類事件相稱的風格。
就這一方面來說，李白此詩是成功的。
我們再看杜甫的《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号絕句》十二首中的最後一首：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陣堂堂。
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
這一組詩大約作于代宗大曆二年（767）。
自從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叛亂，唐朝費盡力量，才将其平定。
但還有許多餘黨，雖然表示降服朝廷，實則割據地方，互相勾結，非朝廷力所能制。
這一年，李忠臣、田神功、李抱玉等節度使相繼入朝，詩人感到欣慰，所以口吟此詩。
前兩句叙事，說從天寶十四載到大曆二年（755—767），疊經戰事，先是平定安史之亂，後來又與入侵的吐蕃、回纥交戰。
現在，局勢總算是緩和了下來。
第三句贊美代宗，以之與中興漢室的光武帝劉秀相比。
第四句贊美郭子儀，他是當時的宰相兼統帥，官封汾陽郡王。
古代封王，一般隻限于皇帝的家族成員，異姓封王，則是由于特殊的功勳而獲得的特殊恩典，所以詩中指出這一點。
這首詩也有粉飾的成分。
當時軍閥跋扈，朝廷隻能委曲求全，但詩中卻說天威雖息仍具堂堂之陣。
代宗也隻是個庸主，當時朝廷與地方軍閥之間、國内各民族之間的戰争都還很頻繁，人民的日子很不好過，詩中卻說他是神靈一般的中興令主。
但詩人認為河北降将入朝，是祖國可能由分裂而統一，由混亂而平治的一種征兆，因此以善良的願望，忠誠的感情寫下此詩，還是可以理解和肯定的。
此詩氣象闊大，語句厚重，也與内容相稱。
我們已經讀過王建獻給在平淮西藩鎮戰役中立了奇功的李愬的那首詩，現在可以一讀韓愈獻給在同一戰役中擔任元帥的裴度的一首詩。
《桃林夜賀晉公》雲：
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
手把命圭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元和十二年七月，宰相裴度為了徹底消滅淮西割據勢力，奏請自赴行營。
憲宗派他以淮西宣慰處置使的名義，擔任都統（元帥）。
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成功，吳元濟被活捉。
十一月，裴度班師回朝；十二月，經過桃林塞（在今河南省靈寶縣以東到潼關一帶）。
這時，朝廷的特使連夜趕來授勳，就在桃林舉行了儀式。
韓愈當時是行軍司馬，寫了幾首七絕，記載途中之事，這是其中的一首。
詩的起句寫朝廷特使不分晝夜，從西邊趕來。
夜行而騎火照山，發出片片紅光，則日行更快，可想而知。
寫授勳的使者行程如此迅速，是表示朝廷對這次勝利非常重視，對裴度的功勞給予了高度評價。
次句寫特使到了桃林，便遇到了回朝的元帥。
桃林記地，臘月記時。
夜宿兼赅西來的特使和東去的元帥這兩支隊伍。
這種勝利的會師當然是令人歡欣鼓舞的。
但詩人沒有花費筆墨來寫這一場景，這是為題中所雲“夜賀晉公”，留下地步。
裴度在平定淮西以後，除了重行擔任宰相以外，還加封金紫光祿大夫、宏文館大學士，賜勳上柱國，封晉國公。
但當離開京城，去到前線的時候，是要把宰相的職權交出來的，作為手續，當然也要把相印交出來（作者寫于同時的另一首《次潼關上都統相公》雲“暫辭堂印執兵權，盡管諸軍破賊年”可證）。
所以複任宰相，也得重行授印。
命圭是由天子頒賜給諸侯的一種玉制禮器。
朝見時，拿在手上。
據《考工記》：“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
”重任宰相，加封國公，所以授勳之時，既要給以相印，又要給以命圭。
所授官職勳階很多，但這兩種最為主要，所以在第三句中特别提出，而其餘則概括于第四句“重疊”兩字之中。
元功，猶言第一功。
元功賞賜，一時重疊，則元功以下，自然按其功勞大小，各有賞賜，不消說得了。
這首詩隻寫元帥受勳這一場景，而朝廷對于這次勝利的重視，對于元帥及他所率領的全軍将士功勞的肯定，都反映了出來。
作者一貫反對地方割據，主張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的政治感情，也間接地被反映了。
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