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五題
劉禹錫
石頭城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金陵五題》是劉禹錫傑出的組詩之一，它以聯章的方式歌詠原在今江蘇省南京市境内的五處古迹。
我國古典詩歌中有所謂覽古或懷古的作品，就其題目而論，雖屬地理範圍，但既是古迹，必然具有曆史意義，所以它們在實質上是一種詠史詩。
詠史詩的寫法是多種多樣的，大體說來，或者借史事以抒發自己的懷抱，借過去人物的活動以表示自己的行藏；或者對史事進行評價，借以闡明自己的政治、社會觀點，所謂借古喻今，鑒往知來。
這組詩屬于後者。
南京從三國時代孫吳建都，曆東晉、宋、齊、梁、陳五代，都是曆史上南北分裂時期南朝的京城，合稱六朝。
在那段曆史時期内，它是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許多著名的人物和家族都曾經活躍在這座舞台上，留下了非常豐富的古迹。
詩人在這組詩裡，選擇了五處，各寫一詩，以表現自己對某些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并抒發他的今昔盛衰之感。
這組詩在當時就獲得了很高的評價，見于作者的小序：
餘少為江南客，而未遊秣陵（也是南京的異名），嘗有遺恨。
後為曆陽（今安徽省和縣）守，跂而望之。
适有客以《金陵五題》相示者，逌爾生思，歘然有得。
他日，友人白樂天掉頭苦吟，歎賞良久，且曰：“《石頭》詩雲：‘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後之詩人不複措辭矣。
”餘四詠雖不及此，亦不孤樂天之言耳。
白居易的歎賞是一位大詩人對另外一位大詩人的作品所作出的内行評價。
這一評價得到了其後千餘年讀者的同意。
這五首詩，每首有它自己的獨立意義和藝術結構上的特色，而合成一個整體，又有其總的意義和結構，都很值得注意。
這第一首詠石頭城。
石頭城是依位于今南京市西邊的石頭山而建築的。
漢獻帝建安十七年（212），孫權修築此城，貯藏财寶軍器，置兵戍守。
六朝統治者，建都南京，都将它視為重地，因此後人又以石頭城為南京的代稱。
這組詩詠金陵六朝遺迹，而石頭城（南京）則象征着這一曆史時期統治者的權勢，是當時政治社會的神經中樞，所以首先加以描寫。
它是全部組詩的起點，其形象和情調籠罩着其餘各篇。
這首詩以一聯對句起頭。
起句點明“故國”，見今昔之殊；次句續出“空城”，增盛衰之感。
故國也就是空城，都是指石頭城而言。
它依山建築，故雲“山圍”，北臨長江，故可“潮打”。
圍繞着故國的青山，依然無恙，而被潮汐沖激着的城堡，卻已荒蕪。
六代豪華，久已煙消雲散了。
兩句總寫江山如舊，人事全非，氣勢莽蒼，情調悲壯，所以特别得到白居易以下曆代讀者的激賞。
後兩句仍就不變的自然現象與不斷變更的社會現象對照。
這個從秦淮河東升又從空城的女牆（城上的矮牆，即城垛）西落的明月，在六朝以前，已經開始它亘古如斯的旅程，現在仍舊這樣。
它看過六代的豪華，而在今天，似乎還很多情，在夜深的時候，仍舊越過城垛，同樣地注視着這空城的寂寞。
以有情的舊月襯出無常的人事，也就是以今日之衰與昔日之盛對照。
此詩的寫法，與李白的《蘇台覽古》同，而與其《越中覽古》異，可以參照。
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這第二首是寫貴族的盛衰的。
它也是以對句起，但首句押韻，而且句法結構完全不同。
再就意境而言，前詩闊大，此詩深細，也不一樣。
在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出詩人寫聯章組詩時在藝術的錯綜變化方面所付出的辛勞。
烏衣巷在今流經南京市區的秦淮河南。
這地方原是孫吳時代戍守石頭城的軍營，軍士都穿黑衣，故名為烏衣巷。
東晉初年，王導定居于此，後來謝家也住在這裡。
王謝兩家是東晉最大的豪門貴族，名臣王導和謝安，都是身系這個王朝安危的重要人物。
而且這兩家在其後建立的幾個王朝中，還很有勢力。
朱雀橋是當時秦淮河上的一座浮橋，離烏衣巷很近。
詩的頭兩句以巷、橋對舉，是說明在當時，這一地區是極其煊赫的所在，冠蓋往來，車馬盈門，而現在卻隻剩下橋邊長滿的野草自在地開着花（詩中花字作動詞用，即開花），黯淡的夕陽照射着這荒涼殘破的巷子了。
當朱雀橋邊人往人來，熙熙攘攘的時候，道路上是不會長滿野草的，隻是行人稀少，才緻野草叢生。
而夕陽則是衰敗的象征。
所以這兩句是通過“野草花”與“夕陽斜”這些自然現象，來暗示這一前朝貴族住宅區中的人事變化。
後兩句是劉禹錫傳誦人口的名句。
但如何理解有兩說。
自來認為這是說，從前在王謝的廣廈華堂之中築巢的燕子，現在因為那些第宅已經蕩然無存，隻好飛到普通老百姓家中去築巢，以見變化之大，波及燕子。
燕子且被波及，則人事之變化更不待言。
另外施補華《岘傭說詩》則說：“若作燕子他去，便呆。
蓋燕子仍入此堂，王謝零落，已化作尋常百姓矣。
如此則感慨無窮，用筆極曲。
”這“王謝堂”與“尋常百姓家”是二還是一，問題并不太大。
施說的好處在于較為深曲，毛病也在深曲。
在文學作品中出現的客觀形象，每每大于作者的主觀思想，所以也無妨留供參考。
總之，這兩句詩是承接前兩句所暗示的盛衰變化，更其具體地以燕子尋巢這樣一件生活中所常見到的小事，來坐實富貴榮華，都難常保，以見在封建社會中每隔一個時期便必然要發生的權力再分配，從這樣一件小事中也反映了出來。
這種即小見大的手法也是古典詩歌表現方法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
台城
台城六代競豪華，結绮臨春事最奢。
萬戶千門成野草，隻緣一曲《後庭花》。
這第三首寫陳後主。
他是南朝最後一個亡國之君。
隋師平陳，統一全國，就無所謂南、北朝了。
他曾被人稱為“全無心肝”，是六朝昏君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寫了他，也就概括了其他因荒淫無道而失國的皇帝。
當時稱禁省（皇帝居住和辦事的地方，就是宮廷）為台，故稱禁城為台城。
結绮、臨春和望仙，是陳後主及張、孔兩寵妃所住的三座閣，合稱三閣，“高數十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
六代皇帝，無不豪華，而且一代勝似一代，就好像競賽一般。
陳後主是南北朝最後的皇帝，結绮、臨春等閣則是最奢侈的建築。
六代台城中的統治，至此結束，隻是空留古迹，供後人憑吊罷了。
詩詠陳後主而題為台城，意在于此。
詩的前兩句是夾叙夾議，後兩句則以具體形象作出強烈對比。
昔時宮殿，富麗雄偉，萬戶千門，而今天卻一片荒蕪，長滿野草了。
高踞豪華頂點的結绮、臨春又在那裡呢？“萬戶千門”承上“結绮臨春”來。
結句點明亡國之因，在于荒淫酒色。
這位皇帝，不理國政，終日遊宴，使他的妃妾與朝臣共賦新詩，并将其中特别豔麗的作品，譜成樂曲，以供歌唱。
《玉樹後庭花》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詩人說，一曲《後庭花》就斷送了金陵最後一個王朝。
當然這不隻是指這支曲子本身，而是指這支曲子所代表的陳後主的整個逸樂沉淪的生活。
這首詩是五題中藝術水平較低的一首，因為它抽象的議論較多，議論又很一般，不夠深刻。
選家往往不取，是有道理的。
但在整個組詩的結構之中，又有其地位與作用，少它不得。
我們知道，任何藝術創作，都存在着多樣與統一的對立這個規律，特别是較為宏大和複雜的作品，更是如此。
音樂聲調的快慢、高低，繪畫色澤的濃淡、明暗，書法線條的曲直、粗細，詩歌結構的張弛、奇正，都必須交替交織，相間相重，調劑搭配，才能呈現多彩多姿的形象，充分地表達主題。
任何一首詩，哪怕它是個很偉大的作品，也不能有張無弛，句句緊張，有奇無正，處處出奇。
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又從何處見出它的精彩來呢？一篇詩如此，一組詩何獨不然？将這一首較平凡的安排在五首之中，也就使人更明顯地看出了其餘四首的精警奪目，這就在全組五題中起了一種不可代替的作用。
因此，将《金陵五題》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它是不可少的，而若将每首詩作為一個獨立的作品來評比，它就往往被選家割棄了。
生公講堂
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後空堂夜不扃。
高座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這第四首詠一處佛教古迹——生公講堂，即東晉和尚竺道生說法的地方；抒發對于一位生前雖然能夠颠倒衆生，而身後蕭條冷落的高僧的感歎。
六朝時代，佛教盛行。
統治階級利用它毒害人民和麻醉自己。
高僧講經說法，不但為貴族士大夫所歡迎信奉，而且一般老百姓也受其蒙蔽，踴躍地、虔誠地前來聽講。
竺道生是一位精通佛學，有所創造發明，被人評為“孤明先發”的宗教哲學家。
傳說他初到蘇州，無人聽講，他就對石頭講了起來，結果石頭都點頭贊許，因此産生了“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諺語。
現在蘇州城外的名勝虎丘，還有一塊大石頭，名叫千人石，據說就是他當日講經的遺址。
起句贊美生公，說他講經說法，連鬼神都要來聽的。
那麼，當時聽講人數的衆多、心情的熱烈，對于生公的欽佩，對于佛法的信仰，都可以想見了。
不直接地說人聽，而間接地說鬼神聽，深入一層，反襯有力。
這一句是追溯，是虛寫。
次句一轉，寫生公身後的蕭條。
這個人物，生前是那麼煊赫；這個地方，當時是那麼熱鬧，但在今天，當時擠滿了虔誠聽衆的莊嚴肅穆的講堂已經變成空堂。
它空到一無所有，再也無人過問，甚至連夜間都不用關門下鎖了（從外面關門叫做扃）。
三、四兩句承接次句，一氣直下，說當時這位佛教大師說法時所坐的高座，那個代表着他的德行、尊嚴的高座，雖然還僥幸地被保存了下來，但也冷漠地鋪滿了灰塵，而伴随着這空堂和高座的，則隻有當時曾經照見過這位高僧的一方明月，對着中庭而已（可，唐宋人口語，即當、對）。
這三句是現狀，是實寫。
這首詩和李白的《越中覽古》的寫法恰恰相反。
那首詩前三句寫盛，後一句寫衰，這首詩則前一句寫盛，後三句寫衰。
道教希望長生不死，佛教希望不生不滅，無論他們的主觀願望如何，有生即有死的自然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即使是“孤明先發”的高僧，到頭來也還是得受這個規律的支配。
這首詩寫這位高僧不但不能夠闖過生死的關頭，也不能逃避盛衰的命運。
不管劉禹錫的創作意圖怎樣，在客觀上，這首詩已經起了對宗教迷信的批判作用了。
江令宅
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惟見秦淮碧。
池台竹樹三畝餘，至今人道江家宅。
這第五首江令宅是憑吊江總遺留下來的住宅，感歎其身世。
五題的前四首都用律化了的絕句體——小律詩來寫。
而這一首則用古體絕句來寫，前四首用平韻，這一首用仄韻，也是為了于整齊中見變化。
起句寫其身世。
江總是南朝後期文士，在梁朝已很著名。
陳後主時，任仆射中書令，故世稱江令。
他是當時日夕陪侍後主遊宴的臣子之一，與孔範等人同屬所謂狎客。
陳亡入隋，仕至上開府，後來南歸，死在江都（今江蘇省揚州市）。
在南北朝時代，漢族建立的南朝政權與其他少數民族建立的北朝政權對峙。
南朝文化水平較高，所以派到北朝的使臣，往往因為富有文才，被留不遣，強迫出仕，如徐陵、庾信，都是如此。
江總也是南人，陳亡以後，入隋作客，居然能夠老死南方，這在當時是稀有的。
七字将這位曆仕三朝的文士的生平，作了簡要的概括。
次句寫他曆盡興亡，垂暮之年，重返金陵故居的時候，過去的繁華富貴，都已消逝無存，隻有秦淮河中的碧波，依舊蕩漾而已。
王渙《惆怅詞》十二首之九雲：“陳宮興廢事難期，三閣空餘綠草基。
狎客淪亡麗華死（麗華，張貴妃名），他年江令獨來時。
”可以移釋這兩句。
前兩句是根據史實加以想象，虛寫過去。
後兩句則是根據他人告知的情況，實寫現在。
池台竹樹，占地三畝，曆時二百餘年，依舊保存，人們都還知道是江總的舊宅。
這兩句一方面寫出文士風流已不可見，與貴族、帝王、高僧同歸于盡；另一方面，則又寫出貴族華居，帝王宮殿，高僧講堂或則付之斜陽野草，或則荒涼殘破，布滿塵埃，獨此文人舊宅還池台依然，竹樹無恙，又自不同。
同中見異，也極參差錯落之緻。
總觀五題以《石頭城》開始，通過這座古城的存廢，見出南朝的興亡；以下四題，分寫活躍在這一曆史時期的有代表性的貴族、帝王、高僧、文士。
藝術構思和表現手法既有統一的一面，又有變化的一面。
非常明顯，這一組詩和杜甫的《詠懷古迹》七律五首有着某些類似之點。
或者說，它們之間存在着某種傳承關系，劉禹錫是受了杜甫的啟發的；但劉禹錫卻并沒有沿襲而是發展了他的偉大前輩的業績。
所以他們各自以其所創造的不可重複的藝術形象屹立于祖國詩壇。
我們研究文學曆史上的傳承關系，當然應當首先注意重大問題，如作家的世界觀、思想方法、創作方法等等，但也不能忽視對一些具體的問題進行具體的研究，看後人對于前人如何推陳出新。
如《金陵五題》的分詠部分，是和杜甫相同的，而用《石頭城》一首作總冒，定基調，則出自劉禹錫自己的創造。
杜甫創造性地以七律聯章，劉禹錫則易以自己最擅長的七絕。
諸如此類，都須認真分析，才能對杜甫在《偶題》中所說的“後賢兼舊制，曆代各清規”的道理，有所領悟。
這組詩還有一個必須指出的特點，就是它并非作者身曆其境而寫出的。
劉禹錫于穆宗長慶四年（824）八月任和州刺史，次年去職。
詩作于和州任内，是看了他人同題之作，而“逌爾（愉快自得之貌）生思，歘然（忽然）有得”的，小序所言甚明。
我們知道，生活是文藝的惟一源泉，既然他并沒有遊曆金陵，觀覽這些古迹，又如何能夠寫出這麼好的詩來呢？魯迅是這麼回答這個問題的：“作者寫出創作來，對于其中的事情，雖然不必親曆過，最好是經曆過。
诘難者問：那麼，寫殺人最好是自己殺過人，寫妓女還得去賣淫麼？答曰：不然。
我所謂經曆，是所遇，所見，所聞，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包含在裡面。
”（《葉紫作〈豐收〉序》）詩人具有豐富的曆史知識，聽到過他人遊曆金陵的見聞，這也就是親曆了，加上精湛的藝術技巧，就産生了這組傑作。
元稹寫了著名的長詩《連昌宮詞》，但他自己并沒有到過連昌宮，也是一例。
如果不将生活實踐像魯迅先生這樣理解得較為廣泛一些，那麼，一切以曆史為題材的作品的産生，将是不可能的。
王士禛二十八歲時寫了十四首《秦淮雜詩》，所受《金陵五題》的影響是明顯的，現在選讀幾篇，以資比較：
年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