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景，那未必證明陶潛的意境包羅得很廣闊，而也許隻表示自己的心眼給陶潛限制得很偏狹。
這種對文藝作品的敏感隻造成了對現實事物的盲點，同時也會變為對文藝作品的幻覺，因為它一方面目不轉睛，隻注視著陶潛，在陶潛詩境以外的東西都領略不到，而另一方面可以白晝見鬼，影響附會，在陶潛的詩裡看出陶潛本人夢想不到的東西。
這在文藝鑒賞裡并不是稀罕的症候。
再舉一首寫景的宋代小詩為例。
沈約說古人寫景的“茂制”“并直舉胸情，非傍詩史”，锺嵘也說古人寫景的“勝句”“多非補假，皆由直尋”，我們且看那首詩是否這樣。
四川有個詩人叫史堯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贊他“天姿踔絕”，有同鄉前輩蘇轼的“遺風”；他作過一首《湖上》七絕：“浪洶濤翻忽渺漫，須臾風定見平寬；此間有句無人得，赤手長蛇試捕看。
”[47]這首詩頗有氣魄，第三第四兩句表示他要寫旁人未寫的景象，意思很好，用的比喻尤其新奇，使人聯想起“捕捉形象的獵人”那個有名的稱号[48]。
可是，仔細一研究，我們就發現史堯弼隻是說得好聽。
他說自己赤手空拳，其實兩隻手都拿着向古人借來的武器，那條長蛇也是古人弄熟的、養家的一條爛草繩也似的爬蟲。
蘇轼《郭熙〈秋山平遠〉》第一首說過：“此間有句無人識，送與襄陽孟浩然”[49]；孫樵《與王霖秀才書》形容盧仝、韓愈等的風格也說過：“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
”[50]再研究下去，我們又發現原來孫樵也是順手向韓愈和柳宗元借的本錢；韓愈《送無本師歸範陽》不是說過“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麼[51]？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不是也說過“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得暇”麼[52]？換句話說，孫樵和史堯弼都在那裡舊貨翻新，把巧妙的裁改拆補來代替艱苦的創造，都沒有向“自然形态的東西”裡去發掘原料。
早在南宋末年，嚴羽對本朝的詩歌已經作了公允的結論：“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緻，用字必有來曆，押韻必有出處”[53]；因此他說：“最忌骨董，最忌襯貼。
”[54]明人對宋詩的批評也逃不出這幾句話，例如：“宋人之詩尤愚之所未解。
……宋人多好以詩議論，夫以詩議論，即奚不為文而為詩哉？……宋人又好用故實組織成詩……用故實組織成詩，即奚不為文而為詩哉？”[55]嚴羽看見了病征，卻沒有診出病源，所以不知道從根本上去醫治，不去多喝點“唯一的源泉”，而隻換湯不換藥的“推源漢魏以來而絕然謂當以盛唐為法”[56]。
換句話說，他依然把流當作源，他并未改變模仿和依傍的态度，隻是模仿了另一個榜樣，依傍了另一家門戶。
宋詩被人棄置勿道的時候，他這條路線不但沒有長滿了蔓草荒榛，卻變成一條交通忙碌的馬路。
明代“複古”派不讀唐以後書，反對宋詩，就都不知不覺的走上了他的道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也都不知不覺的應用了他們所鄙棄的宋人的方法，而且應用得比宋人呆闆。
西昆體是把李商隐“挦扯”得“衣服敗敝”的[57]，江西派是講“拆東補西裳作帶”的[58]；明代有個笑話說，有人看見李夢陽的一首律詩，忽然“攢眉不樂”，旁人問他是何道理，他回答說：“你看老杜卻被獻吉輩剝殆盡！”[59]“挦扯”、“拆補”、“剝”不是一件事兒麼？又有人挖苦明代的“複古”派說：“欲作李、何、王、李門下厮養，但買得《韻府群玉》、《詩學大成》、《萬姓統宗》、《廣輿記》四書置案頭，遇題查湊。
”[60]這不是“資書以為詩”是什麼？隻是依賴的書數目又少、品質又庸俗罷了！宋詩是遭到排斥了，可是宋詩的習氣依然存在，隻變了個表現方式，仿佛鼻涕化而為痰，總之感冒并沒有好。
清代的“浙派”詩“無一字一句不自讀書創獲”[61]或者“同光體”詩把“學人詩人之詩二而一之”[62]，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自己明說承襲了宋詩的傳統；可是痛罵宋詩的朱彜尊在作品裡一樣的“貪多”炫博，絲毫沒有學宋詩的嫌疑的吳偉業在師法白居易的歌行裡也一樣的獺祭典故，這些不也是旁證麼？
韓愈雖然說“惟陳言之務去”，又說“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63]，但是他也說自己“窺陳編以盜竊”[64]；皎然雖然說“偷語最為鈍賊”，“無處逃刑”，“偷意”也“情不可原”，但是他也說“偷勢才巧意精”，“從其漏網”[65]。
在宋代詩人裡，偷竊變成師徒公開傳授的專門科學。
王若虛說黃庭堅所講“點鐵成金”、“脫胎換骨”等方法“特剽竊之黠者耳”[66]；馮班也說這是“宋人謬說，隻是向古人集中作賊耳”[67]。
反對宋詩的明代詩人看來同樣的手腳不幹不淨：“徒手入市而欲百物為我有，不得不出于竊，瞎盛唐之謂也。
”[68]文藝複興時代的理論家也明目張膽的勸詩人向古典作品裡去盜竊：“仔細的偷呀！”“青天白日之下做賊呀！”“搶了古人的東西來大家分贓呀！”還說：“我把東西偷到手，洋洋得意，一點不害羞。
”[69]撇下了“唯一的源泉”把“繼承和借鑒”去“替代自己的創造”，就非弄到這樣收場不可。
偏重形式的古典主義有個流弊：把詩人變得像個寫學位論文的未來碩士博士，“抄書當作詩”，要自己的作品能夠收列在圖書館的書裡，就得先把圖書館的書安放在自己的作品裡。
偏重形式的古典主義有個流弊：把詩人變成領有營業執照的盜賊，不管是巧取還是豪奪，是江洋大盜還是偷雞賊，是西昆體那樣認準了一家去打劫還是像江西派那樣挨門排戶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顧。
這可以說是宋詩——不妨還添上宋詞——給我們的大教訓，也可以說是整個舊詩詞的演變裡包含的大教訓。
三
上面的話也說明了我們去取的标準。
押韻的文件不選，學問的展覽和典故成語的把戲也不選。
大模大樣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選，把前人的詞意改頭換面而絕無增進的舊貨充新也不選；前者号稱“優孟衣冠”，一望而知，後者容易蒙混，其實隻是另一意義的“優孟衣冠”，所謂：“如梨園演劇，裝抹日異，細看多是舊人。
”[70]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勻稱的不選，這真是割愛；當時傳誦而現在看不出好處的也不選，這類作品就仿佛走了電的電池，讀者的心靈電線也似的跟它們接觸，卻不能使它們發出舊日的光焰來。
我們也沒有為了表示自己做過一點發掘工夫，硬把僻冷的東西選進去，把文學古董混在古典文學裡。
假如僻冷的東西已經僵冷，一絲兒活氣也不透，那末頂好讓它安安靜靜的長眠永息。
一來因為文學研究者事實上隻會應用人工呼吸法，并沒有還魂續命丹；二來因為文學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費心用力的把許多作家維持在“死且不朽”的狀态裡。
我們在選擇的過程裡，有時心腸軟了，有時眼睛花了，以緻違背這些标準，一定犯了或缺或濫的錯誤。
尤其對于大作家，我們準有不夠公道的地方。
在一切詩選裡，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總共不過保存了幾首的小家更占盡了便宜，因為他們隻有這點點好東西，可以一股腦兒陳列在櫥窗裡，讀者看了會無限神往，不知道他們的樣品就是他們的全部家當。
大作家就不然了。
在一部總集性質的選本裡，我們希望對大詩人能夠選到“嘗一滴水知大海味”的程度，隻擔心選擇不當，弄得仿佛要求讀者從一塊磚上看出萬裡長城的形勢！
《全唐詩》雖然有錯誤和缺漏[71]，不失為一代詩歌的總彙，給選唐詩者以極大的便利。
選宋詩的人就沒有這個便利，得去盡量翻看宋詩的總集、别集以至于類書、筆記、方志等等。
而且宋人别集裡的情形比唐人别集裡的來得混亂，張冠李戴、挂此漏彼的事幾乎是家常便飯，下面接觸到若幹例子，随時指出。
不妨在這裡從大作家的詩集裡舉一個例。
李壁《王荊文公詩箋注》卷四十一有一首《竹裡》絕句：“竹裡編茅倚石根，竹莖疏處見前村；閑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為掃門”。
李壁在注解裡引了賀鑄《題定林寺》詩：“破冰泉脈漱籬根，壞衲猶疑挂樹猿；蠟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為我開門”，還說王安石“見之大稱賞”，因此賀鑄“知名”，《竹裡》這首詩“頗亦似之”。
評點這部注本的劉辰翁和補正這部注本的姚範、沈欽韓等都沒有說什麼，都沒有知道李壁上了人家的當[72]。
這首《竹裡》不是王安石所作，是僧顯忠的詩，經王安石寫在牆上的[73]；其次，賀鑄作《定林寺》詩的時候，王安石已死，賀鑄也早在三年前哀悼過他了[74]。
王安石的詩集是有好些人在上面花過工夫的，還不免這樣，其它就可以推想。
清代那位細心而短命的學者勞格曾經把少數宋人别集刊誤補遺[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