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拯救了自己的人，在德國首先要學習的就是：從此不會有人詢問他逃亡的原因了。
相反，一位德國女記者詢問一名波黑士兵：您是否開槍打死過塞爾維亞人？在提這個問題之前幸存者曾經講述了，他如何在自己藏身的地方目睹了那些尋找他的塞爾維亞人如何把他的祖父母折磨緻死。
夜間他把他們偷偷埋葬了，兩天以後祖父母的屍首又被刨出，後來被狗吃掉了。
那位幸存者說，他大概打死過塞爾維亞人。
但他開槍時有四五個人同時開槍，他不知道是誰的子彈打中的。
這位德國女記者的僞善道德在這種情況下有什麼意義呢？面對兇手放棄自衛嗎？
避難者們的履曆不外乎是所經曆的無數細節。
想要理解這些，無須從數千人那裡一一了解，人們隻要知道為數不多的一些履曆中都飽含了些什麼。
細節意味着準确性。
隻有這些細節才能讓人将它們和自己的生活進行比較，隻有它們才能面對局外人的不切實際的欣賞和不切實際的蔑視站住腳。
因為這兩種态度都是偏見，它們彼此诋毀、勢不兩立，又互相依存。
1987年我在公開自己的履曆時談到了羅馬尼亞的獨裁，這讓德國官員很煩。
我出于政治原因離開了一個獨裁體制，而德國官員想知道我的德國僑民身份。
當那位公務員問我，如果我是羅馬尼亞人的話，我的所作所為是不是仍舊會導緻迫害，我回答說是的。
結果他打發我去外事警察局，他斷言說：或者是德裔、或者是政治迫害，既是德裔，又受政治迫害，沒有印好的表格供這種情況填寫。
我講述的事情打亂了他抽屜的秩序。
也許人們在德國從來就不習慣提有關個人道德的問題，因為這會越界涉及到提問者的生活。
而即使是這裡，在一個比較自由的——生命不會受到威脅的——國家，道德和生命安全往往也是難以協調的。
當那些公務員無法循規蹈矩地處理我的避難申請，隻能把我的表格推來推去的時候，我在腦子裡給自己提了個問題，他們要是處在我的情況下會怎樣呢？對這個問題我隻回答了一半，另一半我禁止自己去回答。
但結果都一樣，他們的表現在被禁止回答的那一半比我回答了的那一半也強不到哪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