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這一感覺很重要，因為在所有其他領域人際關系中充滿了妒忌、陰謀和競争。
誰要是不加入這種統一戰線就值得懷疑，就會被社區問及理由。
三年前我還說過：這樣做的人是一些“老納粹分子”。
他們口出狂言的情況會越來越少，更多的時候他們得沉默，因為他們周圍的人不會接受他們的觀點，他們隻是一些臭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
三年前我還這樣說過。
三年前我還沒有料到，充滿仇恨的話可以多麼快地傳播，優越感思想可以多麼迅速地重新傳布，怯懦可以多麼天衣無縫地以能應付生活的面貌出現。
我更沒有料到的是：優越感思想能以多快的速度俘獲青年人，因為它可以一氣呵成地把自我憐憫與傲慢自大連接起來。
我知道存在着“霍夫曼半軍事自訓小組”和其他一些每天到處亂闖的新納粹小組。
我也知道共和黨和人民聯盟在大選中得到的選票越來越多。
我不相信在柏林、普福爾茨海姆、斯圖加特或别的地方有什麼“搗亂選民”。
盡管如此，我想這些煽風點火的人所說的話恰恰讓他們露出了自己的馬腳。
能讓我安心的是對1968年出現的代溝作用的信任，我想終于一勞永逸地出現了重大轉折。
大多數1968年後出生的人不會再背離當年的反省原則。
那時兒女們考察自己的父母們是不是希特勒的幫兇和沉默者，許多人也找到了相應證據。
他們提出了罪責問題，特别是個人罪責，我想在這個國家以後應該一直這樣做。
一位漢堡的兒科醫生告訴過我，恰恰是年輕的父母在送孩子住院治療時往往會說：“我不願意讓我的孩子與外國孩子住在一間病房裡。
”那位醫生說，這些父母的孩子經常是得了很重的病，可他們為孩子擔驚受怕的同時腦子裡還有這麼一句話，而且他們一點兒都不羞于把它說出口。
那些扔石頭的、放火的，那些霍耶斯韋達和羅斯托克的殺人犯，他們在社會中都不屬于邊緣群組。
他們活動于社會中心。
他們不光可以獲得街邊的掌聲，而且能夠得到一些人的贊同，這些人從外表看不出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