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世界的終端。
思緒活躍得很，可能是白天的激辯的慣性，話還沒說完呢！是她挑起來，又由她收尾，真是不民主，不公平。
他們說到哪裡了？雞蛋和碎雞蛋，常識和洞見，她和他？這些女人都比他有主張，有行動力，就像哥倫布豎雞蛋，啪的一磕，站起來了。
他想起寒夜裡，女同學從天而降，一把裹起兒子，說走就走！女同學抱着兒子，站在當地，說了這麼一句話：她的真理在星空，我們的，在日複一日之中。
“真理”也出來了，他不由瑟縮一下。
又一列火車駛過，窗格子的燈光連成一條線，照亮市廛。
女兒應該到地方，找到弟弟了。
果真如女人說的，兒女算什麼東西！兒女真不算個東西。
事情也不在兒女，而是母親，那個她！也是紀念碑，他，他們，都是馱碑的龜。
如此，兒女又算個東西了，和他一樣的東西。
一些共同的日子從眼前過去，快樂和不甚快樂，甚至恐怖驚懼，在曆史的洪流中，越來越渺小，直至看不清。
他們都是面目模糊的人，可依然認真地走着自己的路，憑的多是本能。
本能也是了不起的，從原始的驅動發生，服從宿命。
她呢，她卻是更高一籌，從本能上升到自覺，哥倫布豎雞蛋的那一磕，雞蛋碎了，卻立起來了。
而大多數的本能，卻變形了，在紀念碑巨石的壓力下，軀殼緩慢地迸裂開來，長出狗尾巴草。
姐姐第一眼看見弟弟，差點兒沒認出來，他似乎又長了個頭。
事實上，是體魄的緣故。
胸脯寬了，胳膊腿粗了，連聲音都變了，變得渾厚。
狗皮帽底下的臉，刮淨胡茬的腮幫，青森森的，眉睫更濃重了，越發顯得瞳仁黑亮。
同弟弟在一起的，還有一個人，卻是窄長，就像抻面似的抻了幾把，腰背，頸脖，腳掌，手指，臉面，地包天的嘴型——也是因為下巴過長，便翹上去了。
笑起來，兩頰各擠出半圈弧線，難免顯老，但并不難看。
事先知道這個人。
兔子從夏令營回家，帶來那個鄂倫春小孩，是由他領走的，但印象不深，就仿佛初次見面。
大名栾志超，和當年樣闆戲《智取威虎山》中那個醜角同姓。
按起綽号的常規，應叫“栾平”，或者“小爐匠”，可是卻不，人們都稱“老超”。
這個“超”其實是那個“操”，粗人的諧趣，也看得出大家不把他當外人。
小一輩則稱“超哥”，鴿子便跟着一起叫了。
前面說過，栾志超是上海知青，住在市中心一條雜弄。
上海最上等的路段都有這樣的棚戶，就像水似的，見縫就鑽，又像樹上的發叉，一生二，二生三，最後網織起來，布了一片。
很難追溯起源，現狀則是人口密集，居住局促。
因是自建屋，所以産權私有，就都在各自的屬地上增擴。
你看到巴掌大的面積，豎立起幾層的樓房，還有向下發展的現代洞穴，稱得上建築奇觀。
跟随工程上馬的，就是奪土戰争，牆體的進退，雨檐的伸縮，屋頂高低，總之，空間占有。
從言語升級械鬥，甚至延續幾世的仇怨，可見這地方有年頭了，算得上城市的野史和外傳。
勝負以力量強弱決出，兄弟多的人家是先天的優勢，社會路徑寬的也有一比，再出幾個策略家，合縱連橫，說不定能後來居上。
也因此，七拐八拐的雜弄内，很有幾幢上台面的住宅，鋼筋水泥結構，紅磚塔樓，露台搭了玻璃廊，養花種草。
栾志超排行最末，上面四個姐姐，一歲一個，顯然多是為了生他來到世上。
終于有他，父親卻早逝，所以，他都沒見過這個給他命的人。
算起來，母親才剛過三十，但生育和勞作摧殘了身體，印象中已經是個老妪。
他的降生并沒帶來預期的喜悅，喪親，貧窮，大概還有等待的疲憊，使這個家庭的感情變得麻木了。
心情頹唐的母親，潛意識裡也有些規避哺乳的義務，于是回奶了。
她在楊樹浦一家紗廠做質檢工，為照顧她，上的是常班。
因路途遙遠，天不亮就要出門，轉三部車，誰讓她住市中心呢？就是這一項，是她自哀自歎中的驕傲。
人們都稱她“上海來的”，好像楊樹浦不是上海似的。
他是由幾個姐姐輪流調米糊喂大的，本來就虧欠，偏偏他骨骼大，長得又極快，營養再跟不上，内囊就虛了，成一副空架子。
這樣的一家人，難免要受欺負，那七八米的一間房，莫說拓展加蓋，保持原狀都不易。
左右兩側山牆被抵住，後窗完全堵死，恨不能伸進椽子來，幸而門開在過路的主幹道——如果說這裡也有“主幹道”，車行人走，無法蠶食，是唯一的自然光源，于是鎮日敞開。
過路人就看見幾個小姑娘，其中一個背上馱一個，圍着泥地上一具淘米籮，手持酒瓶蓋，奮力動作，将碎布拆成回絲，俗稱“拆紗頭”。
是母親工廠給予的又一項福利，效益論斤計算，多拆多得，小手上都起了繭子。
他們這幾個，年齡挨得緊，都擠在上山下鄉政策的年份裡。
大姐那一屆還有工廠和農村的配比，留在了上海，分到果品公司，多少緩解拮據的家庭财政。
二姐據亦工亦農的政策去到黃山茶林場，也有了一份收入，除去衣食，餘下的正夠回家探親的盤纏，但總歸減一個吃口。
以下三個就麻煩了，三、四、五同是所謂“一片紅”的屆别，即全體插隊落戶，無一例外。
原本隻有“四”是這年畢業，當時為了共同照顧最小的，“三”往下延宕一級，“四”向上提一級，姐弟仨就在一個班上課。
又在同一年，按區塊劃分，升入同一所中學，但不同班。
他已經長大了，不需要左右呵護，還渴望自由。
兩個姐姐去了安徽淮北，兩套行囊幾乎耗盡有限的積累，再也籌不出第三人份，留在家裡且不過添一雙筷子的開銷。
學校也了解他家的窘境，不好再做動員，放了一個活口，叫作“待分配”。
同屆的人都走了，上面的工作，下面的則讀書，其時，中小學逐步恢複正常，唯有他，閑散在社會上，所以也叫“社會青年”。
街道裡與他同樣身份的男女，偶爾也召集一起學習，加上馬路上走來走去，漸漸有些面熟。
多是殘病者，一半真實，一半假托，因有辦法開來醫院證明，也不乏硬是賴下來的，沒有任何理由，憑一股韌勁。
風頭過去，形勢安穩，女生們忙着相親，結婚生子做主婦。
隔壁弄堂，人稱“小花園”，一牆之隔，卻是另一個世界。
高門深戶，走進去，可聽見哪扇窗戶傳出鋼琴的叮咚聲，那裡的一個男生，去了香港投親。
說是“待分配”，事實上，等待遙遙無期，差不多是被遺忘的一小撮。
兩年裡，他個子又蹿了一截，依然不長肉，越發撐不起來，耷拉着肩，晾竿似的，那一間小平房橫豎都不夠裝下他。
雖不缺他吃穿，口袋裡卻沒有一個零花錢，這也妨礙了社交。
他到底不是那種善感的人，衣食從來是這個家庭的當務之急，無暇養育精神需求，他隻是覺得悶。
每日價，買菜燒飯，等上班的媽媽姐姐回來，其餘時候，就靠在牆上看小孩子玩耍，打彈子，滾鐵環，扯啞鈴，抽陀螺——他們叫“賤骨頭”，越抽越轉。
每每擋了人家，就叫“爺叔，讓開”；有求于他，叫的是“爺叔，拾球”。
他才十八歲呢，叫都要叫老了。
學校應屆畢業生又發起一波動員，去向是黑龍江呼瑪地區的國營林場，他沒有和人商量，自作主張報了名。
開始，媽媽姐姐也發急跺腳，但等他領來發放物資，軍大衣、栽絨帽、厚底靴、棉手套、水壺飯盒、帆布包，鋪了滿滿一床，寒素的四壁頓時顯得富足，這才安靜下來，忙着收拾，打發他上路。
人們都說“大上海”“大上海”，其實上海的眼界最窄了，逼仄的曲巷，頭上隻有一線天，日頭和月亮都是挂在樓角上的。
火車駛出站台，穿過盤桓的鐵軌，白楊樹夾道，無盡地延伸，終于到了盡頭，迎面而來的是稻田。
這一下事情大發了，他看到了地平線。
喇叭裡的播放停息下來，就聽得見女生們嘤嘤的啜泣。
他卻心情舒暢，眼睛一刻不離開窗外的景色。
天地交彙處的樹行，公路白帶子般甩開，跑着甲殼蟲大小的車輛，田埂上荷鋤的農人，太陽從東邊窗移至西邊窗，又從西邊換到東邊，可見出道軌的蜿蜒。
然後，暮色下沉，因車廂裡的嘈雜，襯托出遼闊的靜谧，無邊無涯，從青白到绛紫，再轉绯紅，方要暗卻又亮起。
接下來的變化就迅疾了，一層一層蓋下，終至全黑。
他在窗玻璃上看見自己，穿了新衣服，像是另一個人。
他的胃口是從火車上的飯食打開的。
那種裝在鋁皮盒裡，壓實了的白米飯上，鋪一層卷心菜，疊一個荷包蛋，兩片紅燒肉，再澆一勺子醬油湯。
他吃淨最後一粒米，倒進開水蕩一蕩，水面浮了油花，一口一口地喝，品着滋味。
早飯是兩個肉包，一個淡饅頭，幾塊玫瑰大頭菜，還有一個煮雞蛋。
第二天的供應，質和量略有下降，制作也粗糙些。
沒有掐去頭尾的黃豆芽，兩厚片紅腸代替了紅燒肉，荷包蛋沒有了，大概因為早上已經吃過雞蛋，但米飯依然是壓實的。
晚上是雪菜肉絲面，一鐵盒面條和一鐵盒米飯的飽足度不可比，也見出辎重的有限和消耗。
但大家胃納也收縮了，沒有活動，沒有足夠的新鮮空氣，人都是恹恹的。
雙層車窗外的視野越來越荒漠，尤其清晨，天光初起，一片霜白。
他卻一徑震懾于天地的廣闊。
蒸汽車頭的汽笛從很遠的地方傳來，又散去。
他有點暈眩，列車似乎離開平面，行駛在抛物線上。
心想，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