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說的曆史的變遷

  一、拟古派所謂拟古者，是指拟六朝之志怪，或拟唐朝之傳奇者而言。唐人底小說單本，到明時什九散亡了，偶有看見模仿的，世間就覺得新異。元末明初，先有錢唐瞿佑仿了唐人傳奇，作《剪燈新話》，文章雖沒有力，而用些豔語來描畫閨情，所以特為時流所喜，仿效者很多，直到被朝廷禁止，這風氣才漸漸的衰歇。但到了嘉靖間，唐人底傳奇小說盛行起來了，從此模仿者又在在皆是，文人大抵喜歡做幾篇傳奇體的文章；其專做小說，合為一集的，則《聊齋志異》最有名。《聊齋志異》是山東淄川人蒲松齡做的。有人說他作書以前，天天在門口設備茗煙，請過路底人講說故事，作為著作的材料；但是多由他的朋友那裡聽來的，有許多是從古書尤其是從唐人傳奇變化而來的——如《鳳陽士人》，《續黃粱》等就是——所以列他于拟古。書中所叙，多是神仙，狐鬼，精魅等故事，和當時所出同類的書差不多，但其優點在：（一）描寫詳細而委曲，用筆變幻而熟達。（二）說妖鬼多具人情，通世故，使人覺得可親，并不覺得很可怕。不過用古典太多，使一般人不容易看下去。   《聊齋志異》出來之後，風行約一百年，這其間模仿和贊頌它的非常之多。但到了乾隆末年，有直隸獻縣人紀昀出來和他反對了，紀昀說《聊齋志異》之缺點有二：（一）體例太雜。就是說一個人的一個作品中，不當有兩代的文章的體例，這是因為《聊齋志異》中有長的文章是仿唐人傳奇的，而又有些短的文章卻象六朝的志怪。（二）描寫太詳。這是說他的作品是述他人的事迹的，而每每過于曲盡細微，非自己不能知道，其中有許多事，本人未必肯說，作者何從知之？紀昀為避此兩缺點起見，所以他所做的《閱微草堂筆記》就完全模仿六朝，尚質黜華，叙述簡古，力避唐人的做法。其材料大抵自造，多借狐鬼的話，以攻擊社會。據我看來，他自己是不信狐鬼的，不過他以為對于一般愚民，卻不得不以神道設教。但他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間法紀最嚴的時代，竟敢借文章以攻擊社會上不通的禮法，荒謬的習俗，以當時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個人。可是到了末流，不能了解他攻擊社會的精神，而隻是學他的以神道設教一面的意思，于是這派小說差不多又變成勸善書了。   拟古派的作品，自從以上二書出來以後，大家都學它們；一直到了現在，即如上海就還有一群所謂文人在那裡模仿它。可是并沒有什麼好成績，學到的大抵是糟粕，所以拟古派也已經被踏死在它的信徒的腳下了。   二、諷刺派小說中寓譏諷者，晉唐已有，而在明之人情小說為尤多。在清朝，諷刺小說反少有，有名而幾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安徽全椒人吳敬梓做的。敬梓多所見聞，又工于表現，故凡所有叙述，皆能在紙上見其聲态；而寫儒者之奇形怪狀，為獨多而獨詳。當時距明亡沒有百年，明季底遺風，尚留存于士流中，八股而外，一無所知，也一無所事。敬梓身為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醜态，就能格外詳細。其書雖是斷片的叙述，沒有線索，但其變化多而趣味濃，在中國曆來作諷刺小說者，再沒有比他更好的了。一直到了清末，外交失敗，社會上的人們覺得自己的國勢不振了，極想知其所以然，小說家也想尋出原因的所在；于是就有李寶嘉歸罪于官場，用了南亭亭長的假名字，做了一部《官場現形記》。這部書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得多了；而且作者對于官場的情形也并不很透徹，所以往往有失實的地方。嗣後又有廣東南海人吳沃堯歸罪于社會上舊道德的消滅，也用了我佛山人的假名字，做了一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這部書也很盛行，但他描寫社會的黑暗面，常常張大其詞，又不能穿入隐微，但照例的慷慨激昂，正和南亭亭長有同樣的缺點。這兩種書都用斷片湊成，沒有什麼線索和主角，是同《儒林外史》差不多的，但藝術的手段，卻差得遠了；最容易看出來的就是《儒林外史》是諷刺，而那兩種都近于謾罵。   諷刺小說是貴在旨微而語婉的，假如過甚其辭，就失了文藝上底價值，而它的末流都沒有顧到這一點，所以諷刺小說從《儒林外史》而後，就可以謂之絕響。   三、人情派此派小說，即可以著名的《紅樓夢》做代表。《紅樓夢》其初名《石頭記》，共有八十回，在乾隆中年忽出現于北京。最初皆抄本，至乾隆五十七年，才有程偉元刻本，加多四十回，共一百二十回，改名叫《紅樓夢》。據偉元說：乃是從舊家及鼓擔上收集而成全部的。至其原本，則現在已少見，惟現有一石印本，也不知究是原本與否。《紅樓夢》所叙為石頭城中——未必是今之南京——賈府的事情。其主要者為榮國府的賈政生子寶玉，聰明過人，而絕愛異性；賈府中實亦多好女子，主從之外，親戚也多，如黛玉，寶钗等，皆來寄寓，史湘雲亦常來。而寶玉與黛玉愛最深；後來政為寶玉娶婦，卻迎了寶钗，黛玉知道以後，吐血死了。寶玉亦郁郁不樂，悲歎成病。其後甯國府的賈赦革職查抄，累及榮府，于是家庭衰落，寶玉竟發了瘋，後又忽而改行，中了舉人。但不多時，忽又不知所往了。後賈政因葬母路過毗陵，見一人光頭赤腳，向他下拜，細看就是寶玉；正欲問話，忽來一僧一道，拉之而去。追之無有，但見白茫茫一片荒野而已。   《紅樓夢》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曹雪芹，因為這是書上寫着的。至于曹雪芹是何等樣人，卻少有人提起過；現經胡适之先生的考證，我們可以知道大概了。雪芹名霑，一字芹圃，是漢軍旗人。他的祖父名寅，康熙中為江甯織造。清世祖南巡時，即以織造局為行宮。其父，亦為江甯織造。我們由此就知道作者在幼時實在是一個大世家的公子。他生在南京。十歲時，随父到了北京。此後中間不知因何變故，家道忽落。雪芹中年，竟至窮居北京之西郊，有時還不得飽食。可是他還縱酒賦詩，而《紅樓夢》的創作，也就在這時候。可惜後來他因為兒子夭殇，悲恸過度，也竟死掉了——年四十餘——《紅樓夢》也未得做完，隻有八十回。後來程偉元所刻的，增至一百二十回，雖說是從各處搜集的，但實則其友高鹗所續成，并不是原本。   對于書中所叙的意思，推測之說也很多。舉其較為重要者而言：（一）是說記納蘭性德的家事，所謂金钗十二，就是性德所奉為上客的人們。這是因為性德是詞人，是少年中舉，他家後來也被查抄，和寶玉的情形相仿佛，所以猜想出來的。但是查抄一事，寶玉在生前，而性德則在死後，其他不同之點也很多，所以其實并不很相像。（二）是說記順治與董鄂妃的故事，而又以鄂妃為秦淮舊妓董小宛。清兵南下時，掠小宛到北京，因此有寵于清世祖，封為貴妃；後來小宛夭逝，清世祖非常哀痛，就出家到五台山做了和尚。《紅樓夢》中寶玉也做和尚，就是分明影射這一段故事。但是董鄂妃是滿洲人，并非就是董小宛，清兵下江南的時候，小宛已經二十八歲了；而順治方十四歲，決不會有把小宛做妃的道理。所以這一說也不通的。（三）是說叙康熙朝政治底狀态的；就是以為石頭記是政治小說，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而揭清之失。如以“紅”影“朱”字，以“石頭”指“金陵”，以“賈”斥僞朝——即斥“清”，以金陵十二钗譏降清之名士。然此說未免近于穿鑿，況且現在既知道作者既是漢軍旗人，似乎不至于代漢人來抱亡國之痛的。（四）是說自叙；此說出來最早，而信者最少，現在可是多起來了。因為我們已知道雪芹自己的境遇，很和書中所叙相合。雪芹的祖父，父親，都做過江甯織造，其家庭之豪華，實和賈府略同；雪芹幼時又是一個佳公子，有似于寶玉；而其後突然窮困，假定是被抄家或近于這一類事故所緻，情理也可通——由此可知《紅樓夢》一書，說是大部分為作者自叙，實是最為可信的一說。   至于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于如實描寫，并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叙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纏綿，倒是還在其次的事。但是反對者卻很多，以為将給青年以不好的影響。這就因為中國人看小說，不能用賞鑒的态度去欣賞它，卻自己鑽入書中，硬去充一個其中的腳色。所以青年看《紅樓夢》，便以寶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據了賈政管束寶玉的身分，滿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麼也看不見了。   《紅樓夢》而後，續作極多：有《後紅樓夢》，《續紅樓夢》，《紅樓後夢》，《紅樓複夢》，《紅樓補夢》，《紅樓重夢》，《紅樓幻夢》，《紅樓圓夢》……大概是補其缺陷，結以團圓。直到道光年中，《紅樓夢》才談厭了。但要叙常人之家，則佳人又少，事故不多，于是便用了《紅樓夢》的筆調，去寫優伶和妓女之事情，場面又為之一變。這有《品花寶鑒》，《青樓夢》可作代表。《品花寶鑒》是專叙乾隆以來北京底優伶的。其中人物雖與《紅樓夢》不同，而仍以纏綿為主；所描寫的伶人與狎客，也和佳人與才子差不多。《青樓夢》全書都講妓女，但情形并非寫實的，而是作者的理想。他以為隻有妓女是才子的知己，經過若幹周折，便即團圓，也仍脫不了明末的佳人才子這一派。到光緒中年，又有《海上花列傳》出現，雖然也寫妓女，但不像《青樓夢》那樣的理想，卻以為妓女有好，有壞，較近于寫實了。一到光緒末年，《九尾龜》之類出，則所寫的妓女都是壞人，狎客也像了無賴，與《海上花列傳》又不同。這樣，作者對于妓家的寫法凡三變，先是溢美，中是近真，臨末又溢惡，并且故意誇張，謾罵起來；有幾種還是誣蔑，訛詐的器具。人情小說底末流至于如此，實在是很可以詫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