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管她叫“白地主”了，隻因為她姓白，和《賣花姑娘》裡那個兇狠的地主一個姓。
有時候一些男生在胡同裡看見白大省，會故意大聲地說：“白地主過來喽，白地主過來喽！”
這綽号讓白大省十分自卑，這自卑幾乎将她的精神壓垮。
胡同裡經常遊走着一些灰色的大人，那是一些被管制的“四類分子”。
他們擦着牆根掃街，哈着腰掃廁所。
自從看過《賣花姑娘》，白大省每次在胡同裡碰見這些人，都故意昂頭挺胸地走過，仿佛在告訴所有的人：我不是白地主，我和他們不一樣！她還老是問我：哎，除了和白地主一個姓，你說我還有哪兒像地主啊？白大省哪兒也不像地主，不過她也從未被人比喻成出色的人物比如《賣花姑娘》裡的花妮，那個善良美麗的少女。
我相信電影《賣花姑娘》曾使許多年輕的女觀衆産生幻想，幻想着自己與花妮相像。
這裡有對善良、正義的追求，也有使自己成為美女的渴望。
當我看完一部阿爾巴尼亞影片《甯死不屈》之後，我曾幻想我和影片中那個甯死不屈的女遊擊隊員米拉長得一樣，我惟一的根據是米拉被捕時身穿一件小格子襯衣，而我也有一件藍白小格襯衣。
我幻想着我就是米拉，并渴望我的同學裡有人站出來說我長得像米拉。
在那些日子裡我天天穿那件小方格襯衣，矯揉造作地陶醉着自己。
我還記住了那電影裡的一句台詞，納粹軍官審問米拉的女領導、那個唇邊有個大黑痦子的遊擊隊長時，遞給她一杯水，她拒絕并冷笑着說：“謝謝啦，法西斯的人道主義我了解！”我覺得這真是一句了不起的台詞，那麼高傲，那麼一句頂一萬句。
我開始對着鏡子學習冷笑，并經常引逗白大省與我配合。
我讓她給我倒一杯水來，當她把水杯端到我眼前時，我就冷笑着說：“謝謝啦，法西斯的人道主義我了解！”
白大省吃吃地笑着，評論說“特像特像”。
她欣賞我的表演，一點兒也沒有因無意之中她變成了“法西斯”就生我的氣，雖然那時她頭上還頂着“白地主”的“惡名”。
她對我幾乎有一種天然生成的服從感，即使在我把她當成“法西斯”的時刻她也不跟我翻臉。
“法西斯”和“白地主”應當是相差不遠的，可是白大省不惱我。
為此我常作些暗想：因為她被男生稱作了“白地主”，日久天長她簡直就覺得自己已經是個地主了吧？地主難道不該服從人民麼？那時的我就是白大省的“人民”。
并且我比她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