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
她說告别時她答應了他們一回去就寫信的，她說要說話算數。
我說可是你還沒有回到北京啊，她說在當地發信他們不是收到得更快麼——唉，這就是白大省的邏輯。
幸虧不久以後驸馬胡同發生了一系列變化，要不然她對親人解放軍的思念得持續到何年何月啊。
先是我們的姥姥去世了，姥姥去世前已經癱瘓了三年。
姥姥一直跟着白大省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姨父和姨媽生活，可是因為姨父和姨媽80年代初才從外地調回北京，所以姥姥和白大省在一起的時間最長。
在我的記憶裡，她指責、呲打白大省的時間也就最長。
特别當她癱瘓之後，她就把指責白大省當成了她生活中一項重要的樂趣。
她指責的内容二十多年如一日，無非是我從小就聽慣的“笨”呀、“神不守舍”什麼的，而這些時候，往往正是白大省壯工似的把姥姥從床上抱上抱下給她接屎接尿的時候。
白大省的弟弟白大鳴從不伸手幫一幫白大省，可是姥姥偏袒他，幾個舅舅每月寄給姥姥的零花錢，姥姥全轉贈給了白大鳴。
白大鳴什麼時候往姥姥床前一栖乎，姥姥就從枕頭底下掏錢。
有一次我對白大省說，姥姥這人最大的問題就是偏心眼兒，看把白大鳴慣的，小少爺似的。
再說了，他要真是小少爺，你不還是大小姐麼。
白大省立刻對我說，她願意讓姥姥護着白大鳴，因為白大鳴小時候得過那麼多病。
可憐的大鳴！白大省眼圈兒又紅了，她說你想想，他生下來不長時間就得了百日咳；兩歲的時候讓一粒榆皮豆卡住嗓子差點憋死；三歲他就做了小腸疝氣手術；五歲那年秋天他掉進院裡那口幹井摔得頭破血流；七歲他得過腦膜炎；十歲他被同學撞倒在教室門口的台階上磕掉了門牙……十一歲……十三歲……為什麼這些倒黴事兒都讓大鳴碰上了呢，為什麼我一件都沒碰上過呢，一想到這些我心裡就一陣陣地疼，哎喲疼死我了……
白大省的這番訴說叫人覺得她一直在為自己是個健康人而感到内疚，一直在為她不像她的弟弟那麼多災多病而感到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