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汽車。
傳來微弱的喧鬧。
“真的？”她問。
他已經很多年沒跟她說過話了。
曾經有段時間，他們倆密不可分。
每天晚上，他們在Goldie's碰面，或者在Clarke's，另一家他經常光顧的餐館。
他們總會給他安排一張好桌子，在有側門的中間部分，或者在人群中最靠裡的地方，挨着粉筆寫的從不更改的菜單。
有時候他們站在有些磨損的長吧台前面，吧台上挂着一塊告示牌：“女士止步。
”餐館經理、酒保、侍應生，每個人都認識他。
Clarke's是他真正的家，除了這裡他幾乎從沒在其他地方過夜。
他經常出現，但酒喝得不多。
不過，他每次都會買酒，在酒吧區待上幾個小時，不時走上幾步去洗手間。
洗手間是個獨立的亭子，狹長、老式，在那裡，你得像個大公一樣踩在冰塊上撒尿。
來Clarke's的有廣告人、模特、他這樣的人，夜裡晚些時候，還會有換了崗的警察來。
他教諾琳如何辨認他們：黑鞋白襪。
諾琳喜歡這裡。
她的美貌和笑容讓她成了這裡的寵兒。
侍應生都直接稱呼她的名字。
盡管她母親是希臘人，諾琳卻有一頭深色的金發。
她的家庭來自希臘北部，那裡有很多人是金發。
當年，越來越多的日耳曼人加入羅馬軍團，羅馬陷落後，軍團的殘部在希臘的山區地帶定居下來，至少她是這樣聽說的。
“所以，我是希臘人，但我也是德國人。
”她告訴阿瑟。
“天啊，我希望你不是。
”他說，“我不能和德國人在一起。
”
“你是什麼意思？”
“至少不能被人看見。
”
“阿瑟，”她解釋說，“你必須接受事情本來的樣子：我是什麼，你是什麼，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好。
”
有些事她想告訴他，但還是沒有說，那是他不想聽到的事，至少她認為是這樣。
譬如，她還是個年輕女孩時在聖喬治酒店度過的那個夜晚，那時她十九歲，和一個她認為非常好的男人上了樓。
他們去了他老闆的套房。
老闆不在，他們喝着他十二年的蘇格蘭威士忌，接下來她記得的事就是她面朝下躺在床上、雙手被綁在背後。
那是一個和阿瑟完全不同的世界。
阿瑟文雅、寬容、溫暖。
他們在一起差不多三年，那是最好的年頭。
他們幾乎每天晚上都見面。
她對他的工作了如指掌。
他能讓它聽起來非常有趣，那些狂熱的人，合夥人，巴迪·弗拉克曼，沃倫·森德。
還有莫裡斯，她有一次甚至在電梯裡遇到了真實的他。
“你看起來很棒。
”她大方地跟他打招呼。
“你也是。
”他微笑着說。
他不知道她是誰，但過了一會兒，他朝她探過身，低聲說：
“八十七。
”
“真的嗎？”
“是的。
”他驕傲地說。
“真看不出來。
”
她還知道有一天阿瑟和巴迪吃完午餐回來，看到莫裡斯躺在大街上，白襯衫上沾滿了血。
他不小心摔倒了，有兩三個過路人想要扶他起來。
“不要看，繼續走。
”阿瑟當時說。
“他可真幸運，有你這樣的朋友。
”諾琳說。
她在格雷廣告公司工作，這使他們見面很容易。
每次見她都讓他充滿喜悅，即便在他們彼此熟悉以後。
她二十五歲，充滿生機。
那年夏天，他看到她身穿比基尼。
她美得驚人，皮膚散發着光澤。
她毫不羞澀地袒露着年輕女孩的腹部，徑直跑進海浪裡。
他則小心翼翼地走進大海，對于他這樣一個在部隊裡當過打字員、在服裝廠當過銷售員、最終來到他甯可分文不取也想要去的那個所謂的“華爾街”的人來說，這是較為相稱的方式。
波浪、海洋，白得令人目眩的沙。
他們在西漢普頓度周末。
火車上的座位坐滿了，穿着T恤衫、胸肌發達的年輕男人們站在過道裡開玩笑。
諾琳坐在他身邊，她身上的快樂像熱一樣散發出來。
她在襯衫外面戴着條細細的金項鍊，上面墜着一個硬币大小的金十字架。
他以前沒有注意到。
他正要說點什麼，火車突然劇烈颠簸，而後緩慢地停下來。
“怎麼回事兒？發生了什麼？”
火車沒有進站，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