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沖出去買面包了，不過，我不會多寫任何關于面包的字。
我和利奧又吵了尋常的一架，我們争執的是究竟誰該系他的鞋帶，因為他已經快上學遲到了。
論斷是我還是他該系鞋帶嗎？算了吧，我寫不出來。
那種啰唆的行文風格讓我作嘔，不過，卻有人能用這樣的風格寫出一整本書。
看起來精巧瑣屑，細讀後根本站不住腳。
我隻不過想盡力去思考一下我的人生哪裡出了錯，或者我具體該追求些什麼，這些思慮跟張嘴就看到一大片舌苔，或者單用一個動詞就算一個句子，又或者優雅地留意你平常就在留意的事情一樣……重點是說，我的思慮跟這些事情是毫無瓜葛的，不需要用文字來僞裝矯飾，好像那些日常的事情以前從沒發生過，或者瑣碎的舉動有多出人意料、多聳人聽聞!不過，我此刻的确可以洋洋灑灑地寫下成千上萬個字，越寫越遠，越寫越離譜，越寫越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今天晚上的校外文學課，我會講解《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有一點很特殊，就是她本人不會講解什麼《包法利夫人》。
這也真是俗不可耐的口氣。
把心情寫下來後，事情反而變得更糟了，幸虧隻是糟了那麼一丁點兒，這是一種命運？書寫者的命運？寫作固然叫人難以自拔，卻沒有什麼作用。
停筆吧。
弗雷德麗卡重新讀了一遍自己寫不下去的開篇文字。
接着寫下去的欲望依然殘留，但伴随着寫作欲望的還有一點惡心。
這種寫作欲望彌留了好一陣子。
有一次，約翰·奧托卡爾和她做了愛後睡去，她試着寫了一點東西，想厘清自己對他的感覺，想細究這個金發男人躺在她的乳房上沉靜呼吸的感覺，想推測日後他是否會到來，會停留，會定居，會消失；想搞懂自己會對他敞開心扉，還是緊閉心門，或是轉身拒絕，甚至像墨魚一樣突然噴出一團墨汁後撤離——這是她對情感關系中無緣無故退出那一方所用伎倆的習慣性比喻。
“我愛他嗎？”她強迫自己寫出第一句，這是一個真實到無以複加的問題，但這短短幾個字，在她視覺中有着激烈的存在感，還有，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以第一人稱單數的口吻寫就的連篇累牍，迅速地在她體内填滿巨大的厭惡感，這導緻了她盡管才寫了一部分，就飛快地把寫完的部分從記事簿上扯下來，兇惡地将紙撕得粉碎，再立即丢進洗滌槽下面的垃圾箱中，和倒掉的茶葉、豆芽上剝掉的皮混在了一起。
後來，她又在練習簿上寫了這樣的短句：“我恨我。
”這可能是她寫下的最有趣的一句話了，然後，她補贅了幾個極有思辨性的字：“為什麼？”接下來，她給出自己的答案。
我恨“我”是因為當我寫出“我愛他”，或者“我害怕被他禁锢住”之類的話時，這個“我”是我發明的一個角色，是從我的人生中汲取了生命養分後，被僞裝成的一個靈巧的閉鎖的角色。
僅僅是寫出“我愛他”，甚至單單是“我愛他”中那個“我”，就足以令人将腹内之物嘔吐無遺。
真正的“我”是“我恨我”中的第一個我——那個觀察者——不過，隻有待我寫下“我恨我”這幾個字那一刻，我才能意識到恨“我”的那個我才是真正的我，但可悲的是，寫作這個再現過程，讓身為觀察者的我也成為一個斧鑿的、造作的角色，更可歎的是，指出觀察者的虛僞性的那個人變成了一個真實的人——那麼，什麼才是真實的？這就陷入了一個無休止的惡性循環中，就像大跳蚤身上總有小跳蚤，小跳蚤身上有更小的跳蚤……跳蚤們咬來咬去。
所以這是不是寫作本身給我們的教誨：不要寫作？或者說可以寫作，但不要寫“我”？
這一頁寫完後，也被撕爛了。
即使弗雷德麗卡覺得寫作似乎稍有一絲趣味了，卻還是被惡心的感覺壓制住。
她漫無目的地思考着，要不要試一試拼貼文。
她有這樣的想象：把離婚的不幸遭遇和為離婚必須進行的生硬談判，全部都剪成碎片，合成一篇胡說八道的日記，這篇日記搞不好會像算命的水晶球一樣，偶爾洩露出天機，比如“我的當事人不照顧這個小孩”之類的谶兆。
想象歸想象，弗雷德麗卡心中有座天平，所以她不覺得這樣的胡思亂想能給她帶來任何正義的滿足感。
問題是，蓋伊·泰格先生的當事人非常照顧這個小孩，也願意照顧這個小孩，這就是症結所在。
而除此之外，一個聰明如弗雷德麗卡·波特的女人——準确地說，是曾經聰明如弗雷德麗卡·波特的女人，怎麼可能身陷如今這一團泥淖？她自嘲地笑了起來，翻出文學課講義的複印件，找到論述福斯特和勞倫斯作品中“完整性”和“一體性”的部分。
她從講義中把這幾頁抽出來，以威廉·柏洛茲可能會稱允的方式，切成片狀。
先是縱切，再是橫切，然後重組。
這個拼貼方法讓弗雷德麗卡對勞倫斯産生了妙趣橫生、狂想曲般的新觀點：
她渴望在年紀這一點上被關注。
在被知識、高度和色彩所取代的她固有的平和感之間，現在是一段死亡的阒然的路程。
但是有件事隻能被排到第三順位，因為意識不到，他知道他自己從不是什麼一體性，但他說：你的鼻子很漂亮，因為是一個新的鼻子，一個全新的，這聽起來像謊言，畢竟她恰恰是二元性的。
我怎麼能說“我”呢？他問，他默念着将成為真相的話：你在真相面前，已經停止生存了。
一切都升華進一個新的一體性裡，這個一體性逾越了每個人，因為一體性無須針對任何人的疑問來作答，舊的存在感又如何呢？可是在獨立的新世界和未知的一切之間，要怎麼行進？這不關他的事，終究每個人都會有完美的甯靜感受——無論是這個我，還是這封舊信。
在這個新的、極好的歡悅中，她無法獲知——沒有我和你的概念，一切隻能被崇拜着。
這裡有奇迹，生存在他們之中的奇迹。
他何以能說出我的存在和我的美感的結構性，因為沒有什麼形狀，也沒有從奇異的金色光芒中重獲的極樂個體。
怎麼去愛你？當我停止後，隻有她的美麗靜卧在那裡，隻為了他。
我們都着了迷，而且你的下巴挺可愛，但是在一個所有事物都寂靜、失望、受傷的地方，即便一切都極度完美并融為一體。
類似于“我愛你、我愛你”的語言，隻是一小部分。
然而，在一個炫美的整體中，淩駕了狂喜。
弗雷德麗卡又依循舊法，用講義剩下的部分，完成了另一篇拼貼文：
人們或多或少都在說着以前就說過的原話，帶着或多或少相同的節奏，好像所有文字的吐息都是可以互換的。
這個福斯特，有着更加牢固的結構，直到他被肢解成分量可觀的小塊，他才會被解構，在一個有着高與低的特定對比中，抽象和可靠的文字才能派得上用場。
外表上，他是神采奕奕的，隻能指出救贖的方法，可是所有的都已經被恢複成混亂狀态，植根于每個人的靈魂中。
通過她布道内容中不太完整的禁欲部分，隻能聯結丈夫和鳏夫，他一直都是這樣，兩個人都揚揚自得。
激情是腐壞的，信仰占據了制高點，在碎片人生中富有激情地活着。
宗教也有聯結，還有野獸和僧侶在星期天早上被大聲誦讀，它們對彼此來說，都象征着生命，因為它們都會死。
她沒有什麼天賦，她隻求聯結!那才是“良好言辭”的形式。
散文和激情都會被建築起來，捆縛住人類之愛，但她從來沒有奉獻出人類之愛的打算。
隻有聯結，他被剝離了孤立感的魯鈍反應再無法展現。
它不需要掠奪靈魂，它安靜地暗示着：橋上湧動着一段已經達到白熱化的恨意，那恨意和美麗共存。
亨利的一個品質是能成為聖徒，以及愛到無窮無盡，盡管如此，她再三提醒，他可能有一點羞澀，單純因為他不能對她所說的話付出任何注意力。
他的不留心，讓我内心煩擾，這鬼鬼祟祟的信仰——肢體的欲望，隻有在受尊重時，才能保持。
弗雷德麗卡把三篇拼貼文——奈傑爾訴狀律師的信、對聯結的訴求、對一體性的讴歌，全部緊挨着，貼到練習簿上。
弗雷德麗卡很明白：“我這是在胡鬧，我沒有好好想事情。
我不過是将嫁給奈傑爾的過錯，歸咎于E.M.福斯特和D.H.勞倫斯而已，那明明是我自己對兩性結合的某種渴望，是我對聯結激情和散文的試探。
而事實上，或者說某種層面上，我嫁給奈傑爾，是因為恰恰相反的原因，是因為我想讓事物保持分離的狀态。
我能想到性愛的有益、性愛的美好，美好比有益要高明多了，我也能想到因為奈傑爾那麼富有，所以我大可不必變成像我母親一樣的家庭主婦。
我想到：我身體的器官和我心中的想法都能夠一如往常地安然運作，嫁給奈傑爾，隻需要和他在性愛，在我拒絕成為家庭主婦這兩點上進行商榷……我的确是咎由自取，不管命運将什麼加之于我——這也包括了利奧，利奧不是我的負疚，我應該對利奧盡職盡責。
”
她的想法延伸着：“但無可否認的是，對‘隻有聯結’的追求，那種浪漫情懷，即使是一點點，也的确存在于我的心胸中，我們人類本就是憑沖動行事的，所以我的決定中有着随興的成分。
唉，我又繞回這個總是一進來就走不出去的窘境中，我隻想着要和約翰·奧托卡爾構築聯結，要和奈傑爾·瑞佛斷絕交往。
”
她在練習簿上寫下一個字，并在字底下畫線，像是寫了一個書名。
她寫的是“貼合”，她在腦海裡為這個詞尋找一個可能的形狀，以及這個形狀可能存在的空間，然而，她還想不出什麼東西來。
什麼是“貼合”？拼貼文某種程度上就是吧。
貼合是一種形式，産生自對剪斷、碎裂後，以新形态存在的事物的再度組合。
“所有的寫作實際上都是拼貼出來的，像是用頭腦讀取的一幅文字繪成的拼貼畫。
”威廉·柏洛茲的話像針刺一般，在她腦中攪起一陣狂亂騷動，讓她一刹那間意識到一些事情：文字的核心在于，它們一定得是被使用過的，它們根本不必是全新的文字。
要用文字表意，隻需把文字重新組合。
弗雷德麗卡越想越遠了——如果你寫下“龍巨”和“蟒大”，也許不會有人知道它們确切的意思，但當你寫下“巨龍”和“大蟒”，對“巨龍”和“大蟒”的感受，和圍繞着“巨龍”“大蟒”發生過的故事，以及敬畏、穿鑿、顔色、惡臭、松軟、殘暴，還有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尾随或捕殺“巨龍”“大蟒”的那些人後，你會立即體會到：文字與人的關系就像龐大的風筝牽連在纖細的風筝線上，或者深海裡的惡獸咬住了漁夫的釣魚線，當然文字是否會受控，得另當别論。
弗雷德麗卡的思路再次回到拼貼文，她預見到：拼貼文對作者和讀者來說，在幾種情況下仍會“出錯”，那便是——對原本随意的事物過分高估；對“瑣碎事物必定含有其意義”這種人類無謂堅持的過分信賴；大腦在慣性運作時無意識地抛出一些幹擾理解的腦内垃圾；有些紙張在剪碎之後才發現紙上僅有的一個字已被剪得無可辨認。
弗雷德麗卡急切地想告訴自己：如果你想要獲得一個信息，任何事物都可以成為一個信息；但是極目天涯海角，巡弋四面八方的一雙無論如何也要尋找到信息的眼睛，隻能說那是一雙瘋狂的眼睛，一雙徒勞的眼睛。
弗雷德麗卡在“貼合”兩個字下面，緩緩寫下：
我發現我有不斷增強的一種傾向，這種傾向也不單單在我一人身上被發現，那種傾向就是：把生活萬象視為一種文化産品，而這種文化産品的表現形式是：帶有神秘感的陳詞濫調；另外，我，以及很多人，傾向于引用語錄，而拒絕自我創造。
(托馬斯·曼《浮士德博士創作過程》)
弗雷德麗卡的思索深入着：引用文字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拼貼文。
引用，就如托馬斯·曼所說，是從語言文字的網絡中撿拾、拼貼過那些老套的文化産品，卻反過來能給所謂的文化産品提供一種如紙片般又薄又脆的活力，一種脫離母體文本存在的獨立，并賦予文字确切而精準的含義。
盡管相較于一般的拼貼文，引用自托馬斯·曼的這段話，聽起來就莊嚴肅穆，又充滿學術性，而且更有一股激越的生命力，或者說是一股不同的生命力。
E.M.福斯特的“隻有聯結”是一種陳詞濫調，D.H.勞倫斯的“一體性”也難以跳脫，另外，“隻有聯結”和“一體性”在權力關系上也言之不詳。
“當然也可以引用其他文本。
”弗雷德麗卡心想。
“貼合”這個概念的形體，時而清晰，時而模糊，在她頭腦中恍惚閃現，令她無法集中精力。
“也可以引用報紙上的新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