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當然可以來分析一下。
這些行徑被定義為“貶降儀式”。
我想為陪審團介紹H.加芬克爾發表于1956年第61期《美國社會學期刊》上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探讨的是“成功貶降儀式的條件”。
文中寫道：在現代社會中，貶降儀式是離間、異化行為的一部分，在所有機構中都會發生。
存在主義精神病學家R.D.萊因，在英國皇家學會出版的《動物與人類的儀式化行為》一書中，将許多現代精神病診斷行為定義為不折不扣的異化儀式、貶降儀式，一些公共檢讨會也屬于這個範疇。
《亂言塔》中的告解、忏悔活動，以及劇場，都有進行貶降儀式的功能。
我們也可将這些活動與某些妓院裡上演的一些畫面相提并論，比如男人被強迫打扮成淘氣小男孩或殉道者的樣子，被鍊條捆綁起來，任憑妓女貶損、辱沒。
熱内也指出，人們也有去扮演司儀、辱人者、法官、主教和司令官的需求。
不管是在妓院尋歡，還是在真實的日常生活中，都是一樣的。
一種暴力躁動，一種血性反叛，在向真實自我穿刺和洞悉的過程中，都是必要的。
法官：我不确定我聽懂了你的話。
你的意思是說法庭、精神病院，甚至教堂，都是為了貶降人類而設計出來的？你的意思是說，梅森先生在書中是這麼表述的？
甘德：不、不。
隻是從某些層面上看，這些機構可被理解為有貶降作用的，但《亂言塔》深刻、絕妙、流暢地論述了我們對彼此進行貶降的謎之疑團和含混暧昧。
法官大人，你可以把我們的貶降欲望視為原罪的一個方面，或者是用于對将人群進行分裂的那種力量的一種展示——這在《聖經》中的耶和華身上就體現得很明顯：耶和華沉重地打擊了巴别塔原居民們的放肆無禮。
法官：甘德先生，你的自我表達清晰，但說理卻讓人有些費解。
如果我理解得沒錯，你是不是在譴責耶和華打擊對人類進行分裂的罪過？
甘德：耶和華是一個人類神祇，是一個人類投射，從這個角度看，你對我的理解沒有錯。
法官：我必須提醒你的是，你剛才出庭時，是以《聖經》起誓的。
甘德：我起誓的時候，說的是“我對萬能的上主宣誓”。
我是那麼說的，也是那麼想的。
我所說的“萬能的上主”是一股凝聚的力量，是一片光與美的淨域，而不是一個打壓人民的殘酷審判者。
法官：你教化了我。
甘德：法官大人，我記起一段語錄，來自西蒙娜·德·波伏娃關于薩德的評論，想必能精準概括我的本意。
赫弗遜-布拉夫：我想我們可以擯除語錄或引用，回歸正題《亂言塔》和它對殘酷虐行的描述。
我記得你曾說過，《亂言塔》是一部反映人類苦難和社會痼疾的深奧作品。
你用了一個法語單詞“痼疾”，來指代頑症、沉疴。
甘德：但我想到的那句西蒙娜·德·波伏娃語錄頗能說明一切，那句話完美地解釋了薩德，以及裘德·梅森。
西蒙娜·德·波伏娃洞悉了一切，她是一個那麼重要的作家，那麼值得尊敬的思想家，請一定要聽我說她的那段話：“太急于支持薩德，無異于背棄他，因為他想要的就是我們的困頓、屈從和死亡；而如果我們同情一個在孩子喉部割下一刀的性欲狂者，我們就是與薩德對立。
薩德并未禁止我們去為自己辯護，他準許一個父親去制止自己的孩子落入色魔手中，也不反對那位父親在孩子被性侵被殘害後去複仇，去殺死那個強奸犯。
薩德的訴求是：在不可調和、互不見容的獨立個體之間的搏鬥中，每個個體都以‘存在感’的名義，與自我意識牢固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薩德認可人們之間的宿怨和世仇，他不認可的是法庭。
薩德認為我們可以殺戮，但我們不可以審判。
法官的惺惺作态遠比暴君的裝模作樣更加傲慢自大，因為暴君把自己囿限在自己的世界裡，而法官卻将自己的觀點上升為普遍規律。
法官的成就，根源無非是一個謊言。
因為每個人都明明被自己的皮囊死死囚禁，根本無法成為任何兩個不同個體的調停者，畢竟，誰跟誰都是隔絕的。
”
赫弗遜-布拉夫：甘德先生，你不會是在暗示梅森先生藏于書中的論點是“我們可以殺戮，但我們不可以審判”吧？
甘德：啊，當然不。
裘德·梅森不接受薩德的信仰——他根本不接受這個人。
但為了版稅，他願意給薩德的論點一次被讨論的機會。
我們身在一個自由社會中，任何嚴肅的論點，都可以被有償地傳播、散布。
法官：的确是一個很嚴肅的論點：“薩德認為我們可以殺戮，但我們不可以審判。
”
甘德：但那隻是個論點。
您是個有智慧的人，這是個智慧的法庭，您怎麼樣也得意識到這一點——抱歉，我這句話的表述不對勁——我知道您明白這是個很嚴肅的論點，其實，您和裘德·梅森都不接受這個論點。
盡管我對審判、标簽、投射、灌輸、心魔等概念都抱持懷疑态度，就算我是這樣一個人，比起累積仇怨和輕易殺人，我還是站在支持法庭這一邊，我也不接受薩德的論點，但我願意承認他的論點所具有的深遠重要性。
我們不能禁毀薩德，或裘德·梅森。
法官：好的，甘德先生。
好的，赫弗遜-布拉夫先生，你的證人已經把我們所有人都帶往深層境界了。
赫弗遜-布拉夫：法官大人，我們正在讨論的正是一本很有深度的書，這是毋庸置疑的，畢竟《亂言塔》不是一本悅己愉人的小說，不是一本煩言碎辭的小說，它的确在往深處探伸。
奧古斯丁爵士問埃爾維特·甘德：“如果你擁有權限的話，你是否有想要禁止發行流通的書？”證人回答說：“如果可以的話，我想禁止芭芭拉·卡特蘭的小說，因為她的小說全是謊言，會給相信這些謊言的人帶來不幸。
”奧古斯丁爵士說，即使愛讀這樣的書，也是一種微弱欲望的體現，也是一種值得被認真探讨的心态。
甘德微笑了，他同意奧古斯丁爵士的看法：“我剛才的答案給得有點倉促，那隻是一個誇張的說法，你說的是對的。
重點是：無論什麼，這都不構成禁毀一本書的理由。
”
問：反正到最後——萬事皆可？
答：啊，是的，我是這麼覺得的——萬事皆可。
問：法官大人，我沒有更多問題了。
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開始顯得面紅耳赤，四肢懈怠。
他跟自己年輕的後輩同事和魯珀特·帕羅特悄悄交談，很顯然對證人選擇以及之後将要上庭的證人存疑。
不管怎樣，他還是傳召了阿夫拉姆·斯尼特金，他在去證人席之前，把自己的錄音機交由弗雷德麗卡保管，請她來幫忙錄下自己做證的過程。
斯尼特金出庭是為了根據多份社會學研究資料來論證一點：那些有性冒犯、性亵渎癖好的人，在能直接接觸到“露骨的文學作品”的情況下，實施性侵犯或性暴力的概率其實較低，盡管一般認為這個概率也許是較高的。
但斯尼特金真是一個糟糕的證人，因為他無論做怎樣的供述，幾乎每句話都免不了用“一方面”“另一方面”“可以這麼說”“在一些能被精細描述的情形下”之類的贅語，這讓他的話像被緊緊包覆在繭裡，缺少鮮活的說服力；而在當控方隻是簡單地問了一句：“你所說的那些社會學實驗裡，使用的文字素材是否可被歸類為‘淫穢作品’？”斯尼特金卻用了冗泛口舌，大費周章地論述到底何為“淫穢作品”，他說：“淫穢作品的定義要看‘淫穢’的定義，也要看那些作品的讀者或使用者，到底賦予了作品怎樣的用途；同時，也要看所謂的‘淫穢作品’的讀者或使用者的習慣或習性，是否經過研究和分析……”
法官打斷了他的發言，讓他長話短說，也許是因為有了應付埃爾維特·甘德雄辯言辭的前車之鑒，法官必須适時地表現出一種急躁感。
斯尼特金還辯解道：社會學研究顯示，淫穢行為曆來是被疏離和被挫敗的一種反抗武器，這帶有傳統性，而當他口若懸河地解釋什麼是“淫穢行為”時，又遭到法官和赫弗遜-布拉夫的制止。
然後，他将裘德·梅森形容為一個“懷有理想主義、希望重新改造社會的年輕人”。
斯尼特金說：“如果無政府狀态是一個另類社會誕生後的初期形式，那麼對語言的蹂躏與玷污，或者說讓語言變得淫穢又無用，正是建構一種新語言的必經過程。
”
奧古斯丁爵士直接設問：“你是不是在說《亂言塔》是一本淫穢的書？”
赫弗遜-布拉夫立即提出反對——證人關于《亂言塔》是否淫穢所發表的觀點不應被庭上接受。
反對有效。
奧古斯丁爵士改問斯尼特金：“你認為《亂言塔》是不是年輕人希求蹂躏、玷污語言的例證？”
斯尼特金否認，他說完全不是這樣。
而且恰恰相反，《亂言塔》是反對蹂躏、玷污語言的，《亂言塔》中使用了極端清晰表意的語言，來造就其文學價值。
“我想說的不過是——”斯尼特金說，“我們活在一個新的輿論環境中，《亂言塔》的文字已非多麼令人心驚膽寒了。
這就是我要說的。
”
奧古斯丁爵士說：“我們中有些人活在那個環境中，而另一些人則極力避免活在那個環境中。
”
下一位證人是阿德爾伯特·霍利教士。
他白發輕揚，手指被尼古丁漬染成黃色，穿着神職人員的白色硬立領。
衆人被告知他是任職于聖保羅教堂的教士，也是神學和心理學作家，同時也是一位專業的“性治療師”，還是一個專門以提供熱線電話來幫助絕望人士的慈善組織的負責人。
赫弗遜-布拉夫問他是否認為《亂言塔》是一本有道德信息的好書，霍利教士肯定地說：這本書既有文筆，又有道德。
問：你作為一位基督教牧師，是否會鼓勵别人去讀這本書？
答：當然會。
這是一本很深邃、很有基督教色彩的書。
問：請問你為什麼會做此評論？
答：這是一本關于承受苦難和施加苦難的書，而受難和施加苦難就是基督教的中心。
我們崇敬那位被鞭打、折磨、戴上荊冠、劍刺、雙手釘在十字架上直到氣絕的人的屍體。
我們更宣稱，我們的上帝使此人受難——而此人是上帝的一部分，即是上帝——受難承擔并償付了我們的罪責。
我們的上帝是一個殘酷的、善妒的上帝——這是《聖經》一直固執地向我們講述的。
殘酷和苦難是我們教義和儀式的重點，基督教是一種觀念的表達：即現在被我們稱為虐待、受虐的行為和思想，便是我們存在的中心真理。
問(法官)：你的意思是說，你作為一個基督教牧師，認為上帝本質上是殘酷的，另外，這本書也指明了這一點？
答：以前我們所稱的上帝有一部分是殘酷的。
另一部分是人性的，是基督。
我認同威廉·布萊克的說法，他在《最後的審判》中寫道：“如我所想，世界的創造者何其殘酷，作為基督的崇拜者，我不禁要說：‘哦，兒子多不像父親啊!’全能的上帝先往頭頂上一記猛擊，其後耶稣攜療傷的良藥而來。
”為了緬懷他，我們必須崇拜耶稣的人性，我們必須吃下他垮掉的身體，飲下他流失的血液，因為他祈求我們那麼做。
赫弗遜-布拉夫正在引導，或者說正在試圖引導這位證人回到對《亂言塔》裡一些事件的道德分析上，比如兒童們的捕獵、洛绮絲的死亡。
赫弗遜-布拉夫想引導霍利教士說，這些片段充其量隻是在道德上是驚悚的，而非在性意識上挑逗。
赫弗遜-布拉夫的誘導并不算成功，因為霍利教士的回應癡迷而癫狂，他說這些片段寫得“骨寒毛豎地恐怖，神乎其技地奏效，光彩射目地邪孽”。
霍利教士離題地說起對兒童和死亡的看法，他自言尤其為諾曼·O.布朗奧妙的精神分析學說所吸引。
他形同呼喊：“《亂言塔》《聖經》，以及諾曼·O.布朗的著作都是對人類社群裡愛與死到底如何産生的一種凝視。
不管是生殖細胞，還是人類社群的‘一靈真性’，都弄不懂死亡是怎麼一回事。
死亡伴随着‘個體化’而來，嬰兒脫離了曾經吮吸過的乳房，将成長為一個獨立的性别生物——在家庭中，個體開始分離，預示着新的核心家庭就要出現，死亡也即将誕生——當兒子成為父親，兒子的父親就可以死了，也必須死。
人類家庭是由強烈而緊張的愛的模式構築的，因此必将制造出更強烈更緊張的死的模式。
法官大人，這是諾曼·O.布朗的理論，也是裘德·梅森在書中所論證的。
”
法官：是嗎？我恐怕沒聽明白你的意思。
你每個單獨的句子我都能理解，但整體大意令我似懂非懂。
霍利：我可以釋疑。
法官：不，不必了。
我相信陪審團成員們各憑才智，達成了對你證言程度不一的理解。
我也相信陪審團會自行判别你這番神學領悟，是否能和他們對《亂言塔》的解讀達成一緻。
塞缪爾·奧利芬特代表裘德·梅森向這位教士展開問訊。
問：你與裘德·梅森相識？
答：我認識他有一段時間了。
問：你會怎樣形容他？他是不是一位嚴肅的作者？
答：他是個非常有才華的年輕人，同時處境也非常艱辛，有才華的人常常如此。
他與社會的關系不能說是順暢的，他的生存狀況也堪憂，不過他掙紮着向外界傳達着想法，進行着創作。
問：即使他個人境遇欠佳，他是不是也從不間斷寫作？
答：他生活在邊緣上，在極端上——我是指他的經濟狀況，他很貧窮。
他為人處世的态度其實是一種疾病的表現——他遭受過社會的迫害和嘲弄，他是一個替罪羊，一個受害者。
塞缪爾·奧利芬特沒有預期會得到這樣的答案，猶豫了一下子他決定繼續問下去——這要比重新回到上一個問題更好。
問：你是說他因身處困境，所以了解現代生活的苦痛？
答：我一直把他當作一個“聖愚”般的人物看待，就像讓-保羅·薩特筆下的“聖熱内”一樣，又或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白癡”，他是一個在殘酷世界中颠沛流離的純潔之人。
而薩特把“聖熱内”視為一個薩滿教的僧人，先被死亡精靈肢解，再被砍成碎塊，爾後重生，成為一個智者。
裘德·梅森也有複蘇的智慧，他的人生蒙受苦難，但他卻能在書中死而複活、重獲新生。
聽了這番突兀的又極緻的頌譽，裘德·梅森完全沒有露出任何感恩的表情，這讓辯方律師們都尴尬不已。
奧古斯丁爵士起身，對證人反诘。
問：你對基督教和虐待及受虐的觀察讓我很感興趣。
你是否認為《亂言塔》中對折磨的描寫，體現了一種對世界殘酷性或對造物主殘酷性的宗教式體驗？
答：是的，我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想的。
問：所以你覺得作者刻畫這些露骨性虐的動機是昭示一種虔誠的宗教狂熱？是極度渴望帶讀者感受肉體痛楚及性痛楚這兩種貶降行為的由淺到深的不同層次？
答：基督體嘗了各種層次的痛楚，他死于痛楚——這我們都應該知道。
問：但我想他沒有經受過性痛楚。
答：所有的痛楚都與性相關。
他曾是一個人類，他以人類姿态受難。
問：你認為閱讀這本書時，讀到其中哪些晦澀艱深的性恐怖場面，會讓讀者能夠以一種——或許是一種極恍惚極模糊的方式，将這些性恐怖場面與主耶稣基督的受難聯系在一起？
答：如果人類竟然不能讀取或感知世界上的各種可能性，這真令我無法想象。
問：讓我問得更清楚一點，也請你答得更清楚一點——你認為推薦别人讀這本書，是不是一種基督教行為？
答：我必須引用約翰·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那種動辄逃逸自保、一貫隐居避世的道德，那種絕無突圍出擊、回避直面敵手的秉性，那種隻會臨陣脫逃、不願加入奮戰的品行令我不敢恭維。
須知那不朽的花環，是要在經曆一番煙焰張天、腹熱腸荒後才能奪取的。
”
問：但我們的主耶稣不就曾說過一句話，也告訴我們要如此祈禱——“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答：翻譯得有出入，我們現在都改說：“不讓我們陷入誘惑。
”
問：真的改成這樣了嗎？法官大人，我沒有更多問題了。
弗雷德麗卡必須得錯過幾位證人的出庭應訊環節，因為她要見法庭福利處事務員。
事務員會在監護權聽證會召開前，來對她進行訪談。
這位由法庭指派的事務員安西娅·巴洛是一位中年女士，來弗雷德麗卡家中進行訪視那天，穿了一件波斯羔羊皮衣，戴一頂皮帽子。
她的眼睛很亮，但眼睛間距有些大，頭發白中帶點灰，她在交談時，表情常常過分熱情、入迷，這讓弗雷德麗卡對她沒什麼信心。
在弗雷德麗卡眼中，這位安西娅·巴洛太太基本上是夏麗蒂·法勒一樣的教條女人，夏麗蒂·法勒是吉迪恩·法勒的妻子——那個宗教組織“喜悅孩童”的創辦人的妻子。
出乎弗雷德麗卡意料，巴洛太太問的問題挺有一套，盡管發問急促，但問題很合乎情理。
她問弗雷德麗卡：“你是否覺得利奧在布蘭大宅的話，過得會更開心？畢竟那裡有田地、馬場、果園。
”弗雷德麗卡說：“是這樣，沒錯，正因為那些理由，我也差一點就把他留在那個地方了。
”巴洛太太問弗雷德麗卡為什麼最終沒有将利奧留在那裡。
“因為他想跟我一起走，那也是第一次我無比真切地感覺到：他是我的孩子，我的血肉，我是他的母親，他的人生是我給的，不是皮皮·瑪姆特給的!無論我多不完美，他也需要我，我們對望時，連表情都是一模一樣的。
”
“那麼他父親呢？”
“利奧的确也是他的，這就是災難的源頭。
可幸好，利奧雖然年幼，卻是個早慧的孩子，是個敏銳又有堅定信念的孩子，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麼。
”
“你愛利奧嗎？”
“比愛任何事物都要愛他，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書，不管我想不想愛他，我都愛他。
這是天性使然，我想你問了一個荒誕的問題。
”
“我明白。
我隻想聽聽看從你口中到底能說出怎樣的答案。
你會非常驚訝于不同人所給出的不同答案，很多人把這道問題當成監護權攻防戰的要塞，志在必得；又或者他們會說：‘我必須得愛他，不是嗎？’”
“好吧，其實我也可以說：‘我必須得愛他，不是嗎？’這是我的生物機制。
”
“你愛你兒子，這我毫無疑問。
”
“最後會怎麼樣呢？”
“這不在我的控制範圍之内，我還得去走訪他的父親，還有他的姑姑們，也得親自和你兒子對話，我可以和他單獨對話嗎？”
“如果他願意的話。
”
“我對與孩子們溝通很拿手，放心，我不會讓他不安的。
”
“這孩子有點容易精神緊繃。
我另外想說的是，我完全不贊成把這麼小的男孩送進寄宿學校，我覺得那很危險又糟糕。
孩子們都太小了，寄宿學校那個環境……但利奧很像我，獨來獨往，他和我一樣，需要一種自我的生活，他一定會厭惡寄宿學校的環境。
請你一定要體諒這一點，他是一定會厭惡那種環境的。
我希望我的話聽起來不是那麼刺耳。
”
“不，這是很合理的擔憂。
我想知道，你能善盡撫養之職嗎？”
“我都已經安排好了一切。
我有阿加莎相陪，利奧有莎斯基亞做伴，而且孩子們去的是一所好學校。
”
“那學校的确不錯，我調查過。
”
“那麼，最後會怎麼樣呢？”
“一般上，福利處總是會傾向于母親，但如果是男孩的話，可能就不是那麼傾向了。
不過，法官更願意相信女性比較适合照料孩子，這沒錯，我是這麼想的。
”
“在利奧身邊圍繞着的還有很多其他女性，但隻有我，是他母親。
”
“一點也沒錯。
我能看出你多在乎這孩子。
”
回到法庭，赫弗遜-布拉夫傳召魯珀特·帕羅特進入證人席。
帕羅特說為能出一本像《亂言塔》這樣的書感到自豪。
《亂言塔》是一本重要的書，盡管有争議性，但它所傳達的信息卻是非常有道德感而且屬于這個時代的信息。
帕羅特口吻輕緩、快活，聲音有一絲高傲意味，卻被他那誇張的謙恭有禮全部掩蓋過去，他真是十足的老派格調。
他的藍色眼睛熠熠發亮，他圓潤的臉頰也绯紅而有光，他回傳給提問者的那份關注力，讓提問者感到有點過于強烈。
帕羅特始終是一副對所有事情都謹小慎微、用心推敲的樣子。
赫弗遜-布拉夫問帕羅特，最初承擔這本書的出版時，是否想過這本書會被認為是觸目驚心、難以領受、穢亂不堪的一本書。
答：嗯，是的，自然是這樣的。
這本書程度深，内容硬，完全不手下留情。
但是，我相當有信心的是讀者大衆以及有關當局，會發現并注意到這本書的實質——嚴肅、有抱負的文學佳作。
我當時感到：這本書的時代已經到來，我一定要把它介紹給這個世界。
這本書說的全是存在于我們社會裡，亟須被挑明被正視的事情。
問：是怎樣的事情？
答：控方已經多次提及了其中一部分事情——比如，寝室中那些孩子的施虐懲罰行為。
實際上，包括這個情節在内的許多内容，都讓我意識到這是一本我必須出版的書。
因為讀到書中的寝室和懲罰，我求學時的片段曆曆在目……
問：你也是“舊豬圈裡的公豬”？就是說，你也是斯韋恩伯恩學校的畢業生？
答：是的，我是。
像你一樣，我相信《亂言塔》的作者裘德·梅森也是。
《亂言塔》裡有許多細膩的繪寫，但最細膩的繪寫之一是對孩子們寝室裡日常情況的叙述——在此刻的大型寄宿學校裡，同樣的事情肯定仍在發生。
問：請讓我問得詳細一點：你不是在說斯韋恩伯恩學校的寝室裡也曾發生過謀殺吧？
答：沒發生過，但險些發生。
而且沒有人外傳，這是一種保持緘默的密約，一種心照不宣的氛圍。
反正大家覺得小男生們都很乖巧，老師們也是如想象中閃亮和體貼。
《亂言塔》這本書卻說出了真相，盡管讀起來像是出自放肆的妄想，但大段大段的内容，就我所知，卻是再令人清醒不過的事實。
這就是一開始我被這本書觸動的原因，後來，我發掘出其他更多的亮點。
總而言之，清醒的現實主義觀察和記錄貫穿這本書始終，而那些幸運的，從沒有在斯韋恩伯恩就學過的讀者，可能無法更準确地評估它。
問：你認為讓讀者獲知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與《亂言塔》中給人空想錯覺的叙事相去不遠，是符合公衆利益的嗎？
答：全盤考慮後，我認為是的。
我是說，要限制公衆的知情權已經再無可能。
隻要聽過福斯托·傑梅利證言的人，都會認同我們此刻正置身于一種新的社會風氣中——更多事情有了被廣泛讨論的機會，而不是像以往般被掩蓋。
我們英國人不再蒙昧或那麼輕易地感到震懾，而現在的沖擊遠比當年克莉絲汀·基勒、曼迪·賴斯-戴維斯的事件爆發時的沖擊力小。
我想，這樣的開化風氣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
比如，新聞媒體報道會讓某些人，尤其是脆弱群體陷入苦惱，比起如《亂言塔》般富有想象力的虛構文學作品，危言聳聽的新聞報道傷害程度更大。
奧古斯丁爵士在質詢中提到了“沼澤謀殺案”，我認為對罪案的一些報道令人毛骨悚然、極度不安，《亂言塔》可不是這樣的筆調。
但我同時也承認，作為一個整體的公民社會，我們還是因循了一些老規矩——假裝有些事情并不存在。
當奧斯卡·王爾德被投入監獄時，法官說“這是我審判過最糟的案件”，法官還聲稱王爾德罪孽之深，深到令法官必須給自己下一個“禁止令”，好讓那些不願說出口的語言繼續放在腹中——即使面對罪大惡極的王爾德，也不要口出惡言，法官說：“任何一個正人君子聽了王爾德這兩樁案件的案情後，那些語言都會禁不住地湧上胸口。
”但當時有一份報紙，也隻有一份報紙發出了不同的聲音，指出那位法官肯定審理過真正惡性的案件，包括謀殺案、勒索案等，同時還痛斥道：這是一個因虛僞而有罪的社會!那份報紙疾呼：“為什麼英國政府不對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的每個男學生，以及大學裡至少一半的男大學生提起公訴？大學裡男女學生間的狎昵行為，司空見慣如通奸!這是每個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在許多公衆或大多數公衆對人性的了解與公共言論尺度之間，有一條鴻溝，那些和我以及我料想中的裘德·梅森一樣，在學校中受到霸淩的人，也是那些旁觀小男孩“緘默密約”的受害者。
這種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緘默密約”，和寝室中那些暗不見光的威吓欺壓，是一樣可惡的!慶幸我們都是成年人了，活在一個進步時代中，對于忠實描述我們所作所為的成熟文字，難道我們成年人沒有權利閱讀嗎!
(法庭速記員記錄道：法庭裡此時響起零零星星的掌聲。
)法官要求保持肅靜，并示意：如此幹擾庭審的行為不可再次發生。
輪到奧古斯丁爵士對魯珀特·帕羅特提問。
問：帕羅特先生，你是一個頗受敬重的出版人，你在出版開智啟蒙類書籍和前衛先鋒書籍方面，享有盛譽。
答：是的，對此我不必自謙。
問：你也出版了埃爾維特·甘德的書，埃爾維特·甘德先生剛才關于“貶降儀式”和“多相變态”的演說令我們大長見識。
答：你也不需要話中帶刺。
他是一位嚴肅的思想家，備受尊敬和愛戴，能出版他的書，我很驕傲。
(法庭速記員記錄道：庭上小範圍内響起了掌聲。
)
問：希望你不要把我的話當作諷刺。
你也出版了阿德爾伯特·霍利教士的書，霍利教士向我們闡述了基督教的核心是受虐、受難和施加苦難。
答：是的，他也是重要的作家，能出版他的書，我很驕傲。
盡管我并不認同他所有的強調重點，但我承認他是一位勇敢又細膩的神學家。
問：毫無疑問，毫無疑問。
而你對《亂言塔》的出版也抱有一種責無旁貸的心情，對嗎？你感到這本書代表的是對性自由的一記猛擊，還有它對晦暗罪惡和隐秘殘酷無畏又直白的揭發，對嗎？
答：是的。
但你的表述讓我對這本書的感覺聽起來有誤導性，甚至有些荒謬。
《亂言塔》是一本嚴謹、美麗、勇敢的書，與黑暗做最無所畏懼的對峙。
就像我表明的那樣，能與這本書産生關聯，是我的榮耀。
問：我可以感覺到，對于公開你、裘德·梅森和我那位博學友人、你的辯護律師戈弗雷·赫弗遜-布拉夫在學校裡忍受過的龌龊霸淩，你感到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感。
答：某種程度上，是的。
問：某種程度上。
你借由《亂言塔》中寝室虐行的記錄，猛然回想起了自己的求學時光，你難道不覺得：這種“識别”，讓你對《亂言塔》的判斷可能有些扭曲、片面嗎？甘德博士就曾提醒過我們：童年創傷會在心中留下很深的傷痕，并且會激起怨憤。
這是否會蒙蔽你的判斷？
答：我不這麼認為。
這些傷痕強化了我的判斷。
我想借這本書滌除讓那些苦痛發生并一再複發的人間虛僞。
下一位走上證人席的是犯罪嫌疑人——裘德·梅森本人。
他站在那個“小盒子”裡，一開始情緒低落，眼睑下垂，把兩隻手握成拳頭，緊挨在一起，擺在身前。
弗雷德麗卡憑直覺感知到：他剛剛戴上了一副假想的手铐。
她看着他瘦削的臉龐和塌陷的眼窩，追想着他在被整理得幹淨整潔前，那副披頭散發的樣子。
對比剛從證人席退下的他的出版人那番粉嫩、硬朗、尖銳，裘德·梅森顯得像個灰色皮膚的空心人。
弗雷德麗卡疑惑：他現在身上會是怎樣的氣味？還有那油炸味或汗酸味或體臭味嗎？他現在是不是用了石炭酸皂，塗了男士止汗劑？弗雷德麗卡的鼻孔憑借想象被填滿了報紙剛被印好時的油墨香，她不由自主地微笑起來。
塞缪爾·奧利芬特開始盤問自己的當事人。
問：請告訴我們你的名字。
答：裘德·梅森。
問：那是你的真實姓名嗎？
答：是的。
但不是我父母給我取的名字。
問：你父母給你取的名字是什麼？
答：朱利安·蓋伊·蒙克頓-帕迪尤。
(法庭速記員記錄道：法庭上響起一陣笑聲。
)
問：你更改了自己的名字？
答：很多人都改了自己的名字，我也改換了我的名字和我的人生。
問：請問你來自怎樣的家庭背景？
答：我現在沒有家人，我想我已被逐出家門。
我父親靠向酒吧賣豬肉小牛肉派賺了一大筆錢，但我是個素食主義者，不是因為美德或者良心什麼的，而是因為我容易嘔吐。
我母親是個攝影模特，名字叫波皮，我稱我的父母為帕比、波皮。
我們以前住在維爾特郡。
他們有足夠的錢找保姆和幫傭照看我，後來我五歲時，被他們送到貴族預備學校，十三歲時，我又被送進斯韋恩伯恩學校。
所以我不能說我對我的雙親有多了解，畢竟我們将彼此抛棄了。
我不知道他們如今是生是死，他們也不知道我的情況。
這對我們來說挺好的。
這個拉鋸一般的聲音雖然毫無抑揚頓挫，但傳遞了一種叫人心神不甯的緊迫感：這些全都是說者預先演練好的獨白，也是他很想說的話，不是勉強從他嘴裡被逼問出來的。
奧利芬特：帕羅特先生多少提及了你在斯韋恩伯恩學校的經曆，你在那裡過得快樂嗎？
裘德：呃，極偶爾吧，會有一種極興奮、災難性的快樂。
但同時那些快樂的時光也毀滅了我的人格和我的人生。
多數時間我是郁悶的，我很頻繁地感到驚悸。
那所學校裡暗藏着極多極大極其精緻的虐行，從不需要被人提議，想發生就發生。
極多、極大。
奧利芬特：這些虐行是由誰實施的？
裘德：哦，慣常由男教師們實施。
我們常常被各種不同的男人以各種不同的理由以各種形式鞭打。
你如果能想辦法讓自己上瘾，而且能滿足那些愛施鞭的人，你會活得痛快一點。
另外，男學生們也都很殘忍，有頤指氣使或刁鑽刻薄的，也有陰險的、戲谑的、下流的，這很平常，男學生應該在哪裡都一樣。
我以為這相當平常。
奧利芬特：你撐過去了嗎？
裘德：沒有。
簡而言之，沒有。
我知道這跟我的外表有反差，盡管有太多被強加的施暴經曆，但我沒有享受被虐的癖好。
我小時候像大多數小孩子一樣，堅信受罰和挨揍是不可避免的、不可改變的、永無絕期的。
很多人一旦成年，就很輕易很順便地把這些統統忘了。
奧利芬特：你在學校時是個好學生嗎？
裘德：我認為我是，我對語言的使用很有天分。
有人曾告訴我，我那位波皮媽咪，我那位甜美的母親，我那位一年與她相見的次數可能一隻手就數得過來的母親，有一部分法國血統。
她有時候的确穿着很調皮的衣服入鏡。
我的法語很流利。
奧利芬特：同時你也精于英國文學？
裘德：啊，當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我的英語老師說我前途一片光明：得到獎學金、進入名牌大學、寫出博大精深的詩歌之類的。
我更年輕時是個“小明星”，我在學校裡所有的戲劇中都飾演主角，你知道，包括所有莎士比亞的戲劇。
奧利芬特：你都演過什麼角色？
裘德：我扮演過美豔絕倫卻喋喋不休的克婁巴特拉七世。
我的英語老師，格利斯曼·古爾德博士稱贊我說，從來沒有看過比我演得更好的克婁巴特拉，我那時候天真地相信了。
後來，我喜歡出演一些主角，比如赫瑞修，還有肯特公爵，忠實穩重。
我也想扮演伊阿古，但是誰會在學校裡演出《奧賽羅》？
法官：請問你的提問有何用意，奧利芬特先生？
奧利芬特：我希望借此介紹梅森先生的文學背景，以便引出之後對他作品文學價值的問題。
法官：我明白了。
奧利芬特：而且，我學識廣博的同僚赫弗遜-布拉夫先生已經将梅森先生求學時期的經曆，與他作品主旨的嚴肅性做出了聯結。
法官：你當事人的創作意圖對于作品本身是否淫穢這個問題，沒有參考價值。
奧利芬特：我了解這一點，法官大人。
但創作意圖對文學價值的探讨有參考價值，這兩點在我的提問中能夠産生聯系——而且是很緊密的聯系，我問的是我當事人思想成形重要階段的一些經曆。
法官：好的。
但我認為無須謹慎檢視他所有的學科或學校裡非專業的戲劇演出。
我們都看得出他陶醉于他學校時代的戲劇表演中。
裘德：并非一直如此，法官大人。
法官：是嗎？并非一直如此啊。
奧利芬特先生，如果你願意，請繼續你的提問吧。
奧利芬特：梅森先生，你沒有讀過大學，對嗎？
裘德：是的，沒讀過。
奧利芬特：不過在你父母親的計劃中，你應該是要讀大學的吧？
裘德：我青少年時期很不開心，我從學校中逃走了，我逃離學校的過程相當經典，或者說很浪漫，我畢竟是在半夜中逃走的。
我偷了一輛自行車，一直騎到了哈維奇，又坐船去了阿姆斯特丹，我先在那兒遊蕩了一陣子，後來被人帶到了巴黎。
奧利芬特：你當時十六歲？
裘德：是的。
我不認為我逃學後，我父母親找過我，我沒聽說過他們有尋找我的舉動。
我在巴黎給他們寄過一張明信片，回郵地址寫的是“留局待取”，我收到他們回複給我的一張明信片，上面寫着：“我們不想知道。
”
法官：你确定這就是你和父母親之間所有的聯絡？
裘德：我不知道你為什麼不相信我，這是真的。
法官大人，如果别人根本沒有尋找你的欲望，隐居是極其簡單的一件事。
我是他們最大的失望，這我不得不承認。
波皮媽咪總是沖着我說：“你令人失望。
”她在回寄給我的明信片上也是這麼說的。
她不會寫字，隻寫了個“p”，我相信她把所有對我的失望，都用一個“p”表達出來了。
我寄給他們的可能是一張令人失望的明信片——上面是居斯塔夫·莫羅畫的斯芬克斯。
可能他們以為我頹廢了。
法官：所以你寄那張明信片是為了挑釁他們？
裘德：法官大人，那張明信片能有多挑釁？那時我獨自過了六個月艱困的生活，是個年僅十六歲的少年。
法官：可能是那樣的吧。
我對你的真誠度比較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