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
古語雲：“禍福無門，唯人自招。
”自己就是自己的主宰，沒有什麼神可以作人的主宰，也沒有什麼神可以對人賜福或降禍。
兩千五百多年前，釋迦世尊在菩提樹下睹明星悟道時，他第一句話開口就說：“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着，不能證得。
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即得現前。
”如來智慧德相是什麼？就是佛性，這佛性，是人人皆有，在聖不增，在凡不減。
人人依法修持，轉迷成悟，皆可成佛。
但依法修持，轉迷成悟，全要靠自己實踐力行，不是靠神的賜予。
人人所具的佛性因為妄想執着而不能證得，這好比鏡子上蒙了塵垢，必須自己依修持的方法把塵垢磨去，恢複本來原有的光明。
這全靠自力修持，與外教所謂：“信主者得救”的仰仗他力者不同。
世人不解此理，把仰賴神力拯佑的宗教認為科學，把憑靠自力修持的佛教認為迷信，這豈非颠倒黑白，不明是非。
最後，我再抄錄一節梁啟超先生的話來作本節的結束語：“吾嘗見迷信者流，叩以微妙最上之理，辄曰是造化主之所知，非吾侪所能及也！是何異專制君主之法律，不可以與民共見也！佛教不然，佛教之最大綱領曰悲智雙修，自初發心以迄成佛，恒以轉迷成悟為一大事業。
”
何者是智信，何者是迷信，明眼人該有所抉擇了。
四、佛教與國家
佛法有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以世間法為權巧，出世間法為究竟。
出世間法有大小二乘，以小乘為自度，大乘為究竟。
大乘佛法行菩薩道者須深入世間，度化衆生，所以歸根結底說起來，佛法隻在世間，不在世外。
誤解佛教的人，說佛教徒消極遁世，不事生産，進而說佛教對國家對社會都是無貢獻的宗教。
這種論調，似是實非。
佛門有四衆弟子，出家弟子是比丘、比丘尼。
在家弟子是優婆塞、優婆夷（在家的男女信衆）。
在家弟子中，有農工商軍公教各種職業的人士。
這些人并不曾因信仰佛教而妨礙其正常職業。
至于出家的二衆，他們誠然是不事生産者。
但在社會上，除了農夫耕田，工人作工，是直接生産者外，其餘哪些職業是直接生産者呢？例如公務員、教員、律師、醫師，以及其他宗教的牧師神甫等，都是不耕不織的。
這些人不事生産，被視為理之當然，何以獨譏出家的佛門弟子？須知出家的比丘衆，并不是飽食終日的消耗者。
他們負有弘揚佛法、教導信衆的責任。
社會上法律輿論的力量，隻是制裁犯罪于已然，宗教道德的感化，才能防止犯罪于未然。
我國自南北朝隋唐以來，佛教之盛衰與國家之治亂有着密切的關系。
在佛教盛行的時候，社會秩序較多安定。
換言之，社會秩序安定，佛教亦多盛行，這可說是互為因果。
釋迦世尊教弟子對國言忠，對親言孝，對子言慈，對友言信。
守五戒，行十善，修六度萬行，在在都是要人先做一個奉公守法的好公民，進而再修出世之法。
世尊教人要報四重恩。
這四恩是國土恩、父母恩、衆生恩、佛恩。
世尊把國土恩、父母恩列在前面，可知佛教不是要人忘掉自己的國家，及要人毀棄祖宗牌位的宗教。
儒家五常，是教人以仁義禮智信為做人的原則。
佛門五戒，不亂殺近于仁，不亂取近于義，不邪淫近于禮，不飲酒昏亂近于智，不妄語近于信。
在世間法上，佛儒之理原是脈脈相通的。
至聖先師孔子最重恕道，所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佛在《四不壞淨成就經》中說：“若有欲殺我者，我所不喜，我若所不喜，他亦如是，雲何殺彼？作是覺已，，受不殺生戒。
不樂殺生，如上所說。
我若不喜盜于我，他亦不喜，我雲何盜他？是故持不盜戒。
不樂于盜，如上說。
我既不喜人侵我妻，他亦不喜，我今雲何侵人妻婦？是故受持不邪淫戒，如上說。
我尚不喜為人所欺，他亦如是，雲何欺他？是故受持不妄語戒，如上說。
”這段經文，豈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最佳注解？須知佛經不是因孔子講忠恕而後寫的，這原是東西兩位聖哲——釋迦與孔子之見，相去不遠啊！
釋迦世尊嘗訓誡弟子阿難雲：“阿難，受佛禁戒，誠信奉行。
順孝畏慎，敬歸三寶。
養親盡忠，内外謹善，心口相應。
”又雲：“為佛弟子，可得商販，營生利業，平鬥直尺，不可罔于人。
”佛要弟子忠孝誠敬，善信謹慎。
佛要弟子應有職業謀生，且應公平無欺，由此看來，佛教有何損于社會？
國家與宗教，原有着密切的互相關系。
國家的武力，用以抵禦侵略，維持秩序。
宗教的感化，用以勸善止惡，安定人心。
所以，孫中山先生曾說：“政治能治外在；宗教能治人心。
宗教能輔助政治，政治能擁護宗教。
”由此看來，政與教是維持社會安定的兩大基石。
話雖如此，但政教的目标必須一緻，才能相得益彰。
中國立國數千年，講的是為國盡忠，為子盡孝。
所以配合以講忠孝的佛教，才能相輔相成。
現在有種宗教，使教徒隻知有教會，有上帝，不知有國家，有父母。
這種宗教，過去為了教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