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第一次看到并記住了馬洛伊·山多爾(MáraiSándor)這個名字,是在2003年翻譯匈牙利諾獎作家凱爾泰斯的《船夫日記》時。凱爾泰斯不僅在日記中多次提到馬洛伊,将他與托馬斯·曼相提并論,稱他為“民族精神的哺育者”,還抄錄了好幾段馬洛伊的日記,比如:“謊言,還從來未能像它在最近三十年裡這樣地成為創造曆史的力量”;“上帝無處不在,在教堂裡也可以找到”;“新型的狂熱崇拜,是陳腐的狂熱崇拜”……句句犀利,智睿警世。 我開始買馬洛伊的小說讀,則是幾年後的事。原因很簡單,我在給自己翻譯的匈牙利作品寫譯者序時,發現我喜歡的作家們全都獲過“馬洛伊·山多爾文學獎”,包括凱爾泰斯·伊姆萊(KertészImre)、艾斯特哈茲·彼得(EsterházyPéter)、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László)、納道什·彼得(NádasPéter)、巴爾提斯·阿蒂拉(BartisAttila)和德拉古曼·久爾吉(DragománGy?rgy)。可以這麼說,當代匈牙利作家都是在馬洛伊的精神羽翼下成長起來的,所以我覺得應該讀他的書。 我讀他的第一本小說是《反叛者》,描寫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群對現實社會恐懼、迷惘的年輕人試圖遠離成年人世界,真空地活在自己打造的世外桃源,結果仍未能逃出成年人的陰謀。第二本是《草葉集》,是一位朋友作為聖誕禮物送給我的,後來我又從另一位朋友那裡得到一張這本書的朗誦光盤。坦白地說,《草葉集》裡講的生活道理并不适合所有人讀;準确地說,隻适合有理想主義氣質的精神貴族讀,雖是半個世紀前寫的,卻是超時空的,從側面也證明了一個事實,什麼主義都可能過時或被修正,但理想主義始終如一。我接下來讀的是《燭燼》和《一個市民的自白》,這兩部書使我徹底成為了馬洛伊的推崇者。也許,在拜物的小時代,有人會覺得馬洛伊的精神世界距離我們有點遙遠,跟我們面對的現實生活格格不入,但至少我自己讀來感覺貼心貼肺,字字抵心。馬洛伊一生記錄、描寫、崇尚并踐行的人格,頗像中世紀的騎士,用凱爾泰斯的話說是“一種将自身與所有理想息息相牽系的人格”。 三年前,譯林出版社與我聯系,請我推薦幾部馬洛伊作品,我自然推薦了自己喜歡的這幾本,并攬下了《一個市民的自白》和《燭燼》的翻譯工作,其他幾部作品分别由郭曉晶、趙靜和舒荪樂三位好友擔綱翻譯。譯林出的這幾本書中,《燭燼》和《僞裝成獨白的愛情》,台灣地區在八年前出過繁體版,但是從意大利譯本轉譯的,自然留下許多遺憾,有不少誤譯、漏譯和猜譯之處,馬洛伊的語言風格也打了折扣。當然這不是譯者的過失,是“轉譯”本身造成的。所以,值得向讀者強調的是,譯林推出的這套馬洛伊作品,全部是從匈牙利語直譯的,單從這個角度講也最貼近原著,即使讀過繁體版的讀者也不妨再讀一遍我們的譯本,肯定會有新的感受。 起初考慮到繁體版的影響,編輯也曾打算沿用繁體版作者名“桑多·馬芮”的譯法,但我不同意這樣做,理由是匈牙利人是唯一姓在前、名在後的歐洲民族,馬洛伊是姓,山多爾是名,繁體版把姓名順序颠倒過來,是不了解匈牙利姓名的特殊性。另外音譯也不對,是從其他語言轉譯造成的,并不是根據匈牙利語發音。既然我們是從匈牙利語直譯,沒必要延續這樣的錯誤。再說,糾正錯譯正好強調了簡體譯本的權威性,能與“轉譯本”相區别。 關于書名的譯法。《燭燼》的匈文原名是Agyertyákcsonkigégnek,直譯為“蠟燭燃燒到了根部”。蠟燭是小說中最重要的道具,故事從點燃蠟燭迎客講起,到蠟燭熄滅送客結束,兩位四十一年未見的老人聊了他們一生的滄桑。“燭燼”最貼近原文原意,“餘燼”讓人聯想到燼火的餘熱,少了“燭”字,意思偏差很大。 《僞裝成獨白的愛情》,匈文版原本是兩本書。1941年,馬洛伊寫了《真愛》(Azigazi);四十年後,續寫了《尤迪特……和尾聲》(Judit…ésazutóhang)。中文版将兩本書合在了一起,由四個人的獨白組成,另起一個書名是可以的。《僞裝成獨白的愛情》意在強調這是一部“令人驚豔的多視角多聲道的獨白小說”,是不錯的書名,但是提請讀者留意:盡管簡體版沿用了繁體版書名,但是由郭曉晶女士從匈牙利文重譯的,譯文質量高出許多,糾正了繁體譯本的大量錯誤。 2 馬洛伊·山多爾是20世紀匈牙利文壇舉足輕重的小說家、詩人和劇作家,他還是20世紀曆史的記錄者、省思者和孤獨的鬥士。馬洛伊一生追求自由、公義,堅持獨立、高尚的精神人格,他經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風風雨雨,從來不與任何政治力量為伍,我行我素,直言不諱,從來不怕當少數者,哪怕流亡也不妥協。縱觀百年曆史,無論對匈牙利政治、文化、精神生活中的哪個派别來說,馬洛伊都是一塊讓人難啃卻又不能不啃的硬骨頭,由于他的文學造詣,即便那些敵視他的人,也照樣會讀他的書。無論他的作品,還是他的人格,對匈牙利現當代的精神生活都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