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後，好像還可以寫一點閑文，但已經沒有力氣，隻得停止了。第二天一覺醒來，日報已到，拉過來一看，不覺自己摩一下頭頂，驚歎道：“二十五周年的雙十節！原來中華民國，已過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了，豈不快哉！”但這“快”是迅速的意思。後來亂翻增刊，偶看見新作家的憎惡老人的文章，便如兜頂澆半瓢冷水。自己心裡想：老人這東西，恐怕也真為青年所不耐的。例如我罷，性情即日見乖張，二十五年而已，卻偏喜歡說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以形容其多，真不知忙着什麼；而且這摩一下頭頂的手勢，也實在可以說是太落伍了。
這手勢，每當驚喜或感動的時候，我也已經用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一，猶言“辮子究竟剪去了”，原是勝利的表示。這種心情，和現在的青年也是不能相通的。假使都會上有一個拖着辮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壯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見了恐怕隻以為珍奇，或者竟覺得有趣，但我卻仍然要憎恨，憤怒，因為自己是曾經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辮為一大公案的緣故。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為了使我們得有剪辮的自由，假使當初為了保存古迹，留辮不剪，我大約是決不會這樣愛它的。張勳來也好，段祺瑞來也好，我真自愧遠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
當我還是孩子時，那時的老人指教我說：剃頭擔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頭的。滿人入關，下令拖辮，剃頭人沿路拉人剃發，誰敢抗拒，便砍下頭來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那時的剃發，先用水擦，再用刀刮，确是氣悶的，但挂頭故事卻并不引起我的驚懼，因為即使我不高興剃發，剃頭人不但不來砍下我的腦袋，還從旗竿鬥裡摸出糖來，說剃完就可以吃，已經換了懷柔方略了。見慣者不怪，對辮子也不覺其醜，何況花樣繁多，以姿态論，則辮子有松打，有緊打，辮線有三股，有散線，周圍有看發（即今之“劉海”），看發有長短，長看發又可打成兩條細辮子，環于頂搭之周圍，顧影自憐，為美男子；以作用論，則打架時可拔，犯奸時可剪，做戲的可挂于鐵竿，為父的可鞭其子女，變把戲的将頭搖動，能飛舞如龍蛇，昨在路上，看見巡捕拿人，一手一個，以一捕二，倘在辛亥革命前，則一把辮子，至少十多個，為治民計，也極方便的。不幸的是所謂“海禁大開”，士人漸讀洋書，因知比較，縱使不被洋人稱為“豬尾”，而既不全剃，又不全留，剃掉一圈，留下一撮，打成尖辮，如慈菇芽，也未免自己覺得毫無道理，大可不必了。
我想，這是縱使生于民國的青年，一定也都知道的。清光緒中，曾有康有為者變過法，不成，作為反動，是義和團起事，而八國聯軍遂入京，這年代很容易記，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紀的結末。于是滿清官民，又要維新了，維新有老譜，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學生出洋去留學。我便是那時被兩江總督派赴日本的人們之中的一個，自然，排滿的學說和辮子的罪狀和文字獄的大略，是早經知道了一些的，而最初在實際上感到不便的，卻是那辮子。
凡留學生一到日本，急于尋求的大抵是新知識。除學習日文，準備進專門的學校之外，就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我第一次所經曆的是在一個忘了名目的會場上，看見一位頭包白紗布，用無錫腔講演排滿的英勇的青年，不覺肅然起敬。但聽下去，到得他說“我在這裡罵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裡罵吳稚晖”，聽講者一陣大笑的時候，就感到沒趣，覺得留學生好像也不外乎嬉皮笑臉。“老太婆”者，指清朝的西太後。吳稚晖在東京開會罵西太後，是眼前的事實無疑，但要說這時西太後也正在北京開會罵吳稚晖，我可不相信。講演固然不妨夾着笑罵，但無聊的打诨，是非徒無益，而且有害的。不過吳先生這時卻正在和公使蔡鈞大戰，名馳學界，白紗布下面，就藏着名譽的傷痕。不久，就被遞解回國，路經皇城外的河邊時，他跳了下去，但立刻又被撈起，押送回去了。這就是後來太炎先生和他筆戰時，文中之所謂“不投大壑而投陽溝，面目上露”。其實是日本的禦溝并不狹小，但當警官護送之際，卻即使并未“面目上露”，也一定要被撈起的。這筆戰愈來愈兇，終至夾着毒詈，今年吳先生譏刺太炎先生受國民政府優遇時，還提起這件事，這是三十餘年前的舊賬，至今不忘，可見怨毒之深了。但先生手定的《章氏叢書》内，卻都不收錄這些攻戰的文章。先生力排清虜，而服膺于幾個清儒，殆将希蹤古賢，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穢其著述——但由我看來，其實是吃虧，上當的，此種醇風，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
剪掉辮子，也是當時一大事。太炎先生去發時，作《解辮發》，有雲——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餘年三十三矣。是時滿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橫挑強鄰，戮使略賈，四維交攻。憤東胡之無狀，漢族之不得職，隕涕涔涔曰，餘年已立，而猶被戎狄之服，不違咫尺，弗能剪除，餘之罪也。将薦紳束發，以複近古，日既不給，衣又不可得。于是曰，昔祁班孫，釋隐玄，皆以明氏遺老，斷發以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