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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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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博士

作者:托马斯·曼

分類:現代

狀態:已完結

更新:2025-07-08 17:00

最新: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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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開始記錄這些回憶,記錄阿德裡安·萊韋屈恩的生平經曆時,由于作者的緣故,也由于這部傳記的主人公是藝術家的緣故,所以,當時是一點也沒有指望日後能夠把它拿出來公諸于世的。這一點或許現在,在現在這個時候,這頭曾把觸手伸向地球乃至地球以外的空間的國家怪獸已經恣意狂歡到了盡頭,它的那些個首領[1]紛紛要他們的大夫先把他們毒死,然後再澆汽油焚屍,好讓他們從這個世界上消失得一幹二淨——或許,我說的是,在現在這個時候,可以去想這件事情了,即發表我的這部能夠提供有益幫助的作品。可是德國卻按照那些惡棍的心願從根本上被徹底摧毀了,想要它在短期之内恢複那種展開某項文化活動的能力,哪怕是出版一本書的能力,甚至于連這一點,你都不敢去有所奢望了,而我實際上也時不時地考慮過資金和途徑問題,想過要把這些書稿弄到美國去,讓它們首先以英譯本的形式呈現給當地的人類。我覺得,這樣做似乎也并不是太違背我那已經作古的朋友的心意。當然,随着這種想法同時出現的另外一個想法則是,我的這本書肯定會在那個文明圈裡引起實質性的震撼,我不無擔心地預見到,把它譯成英文,至少是把它的某些太過根深蒂固的德意志的部分譯成英文,将被事實證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我另外還預見到的東西是,當我現在簡要地彙報完這個偉大的音樂家的生命的結束并最終對我的手稿作一個了結之後,我的心裡将會泛起一種空虛的感覺。像這樣令人心潮澎湃和殚精竭慮的寫作工作,我今後将是不會再有的了,我會懷念它的,多年來,我為它忙碌,堅持不懈地把它當作一項義務來履行,也正因為如此,可以說是它幫助我度過了這些歲月,要知道,如果是純粹閑呆着的話,熬過這些歲月恐怕是要艱難得多得多,我眼下正在四處尋找一個未來能夠替代它的工作,但暫時還沒有找到。真實的情況是:我十一年前被淘汰出我的教師職位的種種原因正在曆史的陣陣驚雷聲中失去意義。德國自由了,如果可以把一個被消滅和被剝奪行為能力的國家說成是自由的話,因而,我可能很快就會再也不受任何阻礙地恢複原職,重回學校工作了。亨特普佛特勒爾閣下已經附帶着向我指出了這一點。我又将會去人文中學教高年級學生,請這些學生多多用心去學習那種把對高深的衆神的敬畏同對奧林匹克的理性和明朗的合乎道德的崇拜融為一種虔誠的文化思想嗎?可是啊,我擔心,在那狂野的十年裡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恐怕很難理解我的語言,就像我也很難理解他們的語言一樣,我擔心,我的國家的這代青少年已經變得讓我感到太陌生,以至于我不大可能再做他們的老師了,而且,更有甚者:就連德國自己,這個不幸的德國,也變得讓我感到陌生,陌生極了,這裡面的原因就在于,我确信會有一個令人可怕的結局,我不讓自己和它的罪孽沾邊,而為了避開它的罪孽,我隐姓埋名,離群索居。難道非要我問自己這樣做對不對嗎?而且還要再問一問:我其實是這樣做的嗎?我追随過一個痛苦的重要的人,直到他去世為止,我用筆描繪了他那始終是讓我又愛又怕的一生。我覺得,我的這種忠誠似乎可以擔保我是驚恐萬狀地逃離我的國家的罪責的。   那天在鋼琴旁的癱瘓性休克讓阿德裡安陷入昏迷,十二個小時之後他才蘇醒過來,他在這個從昏迷到蘇醒的過程中處于一個什麼樣的狀态,出于對死者的崇敬,我無法再去詳細描述了。他不是蘇醒過來,恢複知覺,恢複他自己原來的樣子,而是以一個陌生的自我而重新存在,這個陌生的自我就僅僅隻是他的個性和人格的筋疲力盡的外殼而已,和那個先前叫過阿德裡安·萊韋屈恩的人實際上再也沒有任何關系了。“癡呆”這個詞的原始意思不是别的,就是偏離原來的自我,即自我異化。   因此,我現在要講的就隻是:他沒有繼續留在普菲弗爾林。呂迪格爾·席爾德克納普和我義不容辭地承擔了把這個病人送往慕尼黑的艱巨任務。上路前,屈爾比斯大夫給他服用了鎮定劑,我們把他送到位于奴姆芬堡的那家全封閉精神病醫院,阿德裡安在那裡呆了三個月,由馮·赫思林大夫對他進行治療。這位經驗豐富的專家的預後診斷很快就毫無保留地表明,他所患的是一種精神疾病,其病情不會好轉,隻會惡化。而最典型的症狀卻恰恰會在病情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消退,正确的治療可以使病情轉入即使不是更有希望,但卻是較為安靜的階段。正是這個信息促使我和席爾德克納普幾經商量之後決定,等等再說,暫且不去通知他的母親,遠在布赫爾農莊的艾爾絲貝特·萊韋屈恩。她兒子的生命遭受這樣一場劫難,她要是接到消息,肯定馬上就會趕到他那裡去,而如果說還有什麼安慰可以指望的話,那麼,不要讓她看到她的孩子在住進精神病院接受治療之後病情仍未得到緩解的情況,不要讓她看到這種令她震驚、甚至是難以承受的情形,看來就是最為人道的做法了。   她的孩子!阿德裡安·萊韋屈恩又重新隻是她的孩子,而再也不是别的什麼了,因為,這個年邁的女人終于有一天——正值這年的入秋時節——來到了普菲弗爾林,為的就是把他帶回圖林根的故鄉,帶回他童年的地方,他的外在的生活框架其實早就已經同這些地方處在了一種奇特的對應之中:一個無助的、沒有行為能力的孩子,對于他曾經作為男子漢所曾有過的驕傲的飛翔,他不再留有記憶,或者說隻留有非常模糊的、埋藏在了他的心底的記憶,他跟從前一樣牽着她的圍裙,而她也跟早年一樣,不得不,或者說——被允許等待他、管教他、呼喚他、批評他“不聽話”。如果一個人已經勇敢頑強地從他原初的狀态中解放出來,而且還是在他頭暈目旋地繞着世界轉了一圈之後,再又疲憊沮喪地重返母體,那麼,沒有什麼比這更令人感到寒心和哀怨的了。然而,我的信念卻是建立在明确無誤的印象的基礎之上的,我堅信,這一個,這一個母體,在經曆如此悲劇性的回歸的時候,盡管會感到萬分痛苦,卻也并不是沒有感到一點滿足,沒有感到一點惬意的。對一個母親而言,她的英雄兒子的這種伊卡洛斯[2]飛行,這種陡峭的不再需要她的呵護的男人的冒險,實際上就是一種有罪的,同時也是不可思議的誤入歧途,每當她聽見誤入歧途的他說出那句感情疏遠的思想嚴厲的“女人,我與你何幹?”[3]時,她都會暗自神傷,盡管如此,她還是原諒了一切,讓這個摔倒的人,被摧垮的人,這個“可憐的、親愛的孩子”,重新回到她的懷抱,她的心裡隻有一個想法:假如他永遠沒有脫離過的話,他的情況會好得多。   我有各種理由相信,在阿德裡安安心于郁郁寡歡地享受這種就算是筋疲力盡的人也可通過其精神的謝幕而赢得的舒适之前,一種對于這種溫柔的侮辱的恐懼,一種對于它的本能的抗拒,還作為他的傲慢的殘餘,依然存活在他的精神黑夜的深處。能夠說明這種本能的憤怒和逃避母親的渴望的是,至少能夠部分地說明的是,在我們設法讓他明白并告訴他說,艾爾絲貝特·萊韋屈恩已經接到有關他身體不适的通知,并且已經上路,馬上就要趕來看他的時候,他曾經試圖自殺。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在赫思林的醫院接受治療期間,我獲準探望他的機會極少,而且每次也都隻有很短的幾分鐘時間,這樣治療了三個月之後,某種程度的平靜——我不說:好轉,某種程度的平靜達到了,赫思林大夫因此同意把病人接回甯靜的普菲弗爾林進行家庭護理。經濟上的原因也支持這樣做。于是他又被他所熟悉的那個環境所接納。剛開始時,他還必須忍受那個送他回來的男看護的監督。但他的行為似乎證明,即便是這樣的看管,撤走他也是合理的,于是,照顧他的任務首先就又全部落到了農莊裡的人們身上,而首當其沖地又落在了他們之中的施魏格施迪爾太太頭上,她,自從格雷翁把一個精明強壯的媳婦給她娶進門後(與此同時,克萊門蒂娜也成了瓦爾茨胡特火車站站長夫人),隻消守着終老财産[4]享清福,因此有閑暇向她的這位多年的房客奉獻她的人道,這個房客雖然身份地位比她高,但其實早就已經變得像是她自己的一個兒子了。他信任她勝過任何人。他和她手拉手地坐在修道院院長辦公室或屋後的園子裡,這顯然是他最滿意的狀态。當我第一次重返普菲弗爾林去探望他時,我就發現他是這個樣子的。當我邁步上前向他走去時,他先是向我投來一種既有點火熱,又有點迷惘的目光,随後卻是迅速地垂下眼皮,陰沉着臉,一副不情願的樣子,很令我痛心。或許他認出我就是那個陪他過清醒時的生活的人,而他卻拒絕人家向他提起他清醒時的生活。施魏格施迪爾老太太見狀,就小心翼翼地勸他還是要跟我說句好話,打個招呼,結果他的表情反而變得更加陰沉,甚至是危險起來,我萬般無奈,隻好傷心地退下。   于是,寫信給她母親,委婉地把他的這些情況告訴她,現在就是時候了。越是拖延給她寫信,就意味着越發削弱她的權利,而那封告知她動身前往的電報也是當天就發出的。如我所說,我們把她即将到來的消息告訴給阿德裡安,但并不确定他是否已經領會了這個消息的含義。可一個小時之後,當人家以為他還在小睡的時候,他卻突然偷偷溜出屋外,當他在夾子湖邊脫掉他的上衣,下到急速變深的湖水裡,而且湖水已經淹到他的脖子時,格雷翁和一個男仆才總算是追了上來。就在他的身影開始在水裡變得越來越模糊的時候,那個男仆一個猛子紮進水裡,奮力朝他遊去,把他救上岸來。在他們帶他回農莊的途中,他一個勁兒地反複絮叨說湖水很冷,說一個人要想淹死在他經常洗澡和遊泳的水域裡很難。可他實際上從未在夾子湖,而隻是當年還是小男孩的時候,在他家鄉的那個與之對應的湖裡,在那個“牛槽”裡,遊過,洗過。   根據我那幾乎可以等同于确定無疑的預感,他的這次逃跑嘗試雖然失敗,但在背後支撐它的卻還有一種神秘的救世觀念,這種救世觀念是那種較為古老的神學,也就是早期的抗羅宗很熟悉的:即認為,那些召喚魔鬼的人不管怎樣都可以通過“犧牲肉體”來拯救他們的靈魂。這個思想很可能也是阿德裡安采取行動時的參照之一,而不讓他治療到底,這個決定正确與否,那就隻有天知道了。并非所有在瘋癫中發生的事情因此就一定可以被阻止,而在這裡,履行那種維持生命的義務幾乎不符合任何一個人的利益,從中受益的隻有他母親——因為毫無疑問的是,一個這樣的母親甯願重新回到她身邊的是一個沒有行為能力的兒子,而不是一個死人。   她來了,約拿坦·萊韋屈恩的遺孀,褐色的眼睛,一身白衣,頭發梳得平平整整,她決定把她精神錯亂的孩子帶回童年。重逢的時候,阿德裡安依偎在母親胸前抽搐了很長時間,他叫她媽媽,用“你”稱呼她,因為他之前都是用媽媽和“您”來稱呼站在一邊的這裡的那一位的。她和他說話,她的聲音依然優美動聽,可惜,她一輩子都沒有用它來高歌過一曲。然而,在路上,在向北進入德國中部的途中,這位兒子卻突然無緣無故地對母親大發起雷霆,所幸的是,陪同他倆回去的還有阿德裡安熟悉的那位來自慕尼黑的男看護,于是,萊韋屈恩太太由于他的這種令人始料不及的發怒而被迫在剩下的幾乎是一半的行程裡換到另外一節車廂,隻好讓這個病人和那位男看護單獨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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